第一百〇八章 追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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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28]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29]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鍊，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30]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31]。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32]。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鍊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33]

內容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34]。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35]，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36]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

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着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