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五章 雲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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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十九歲，他參加了會試，一舉高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初任華州（今陝西華縣）判官。此時司馬池正任同州（今陝西大荔）知州，兩地相距較近，司馬光經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結識了同科進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當推官，雖比司馬光大二十多歲，但兩人很談得來，經常在一起交流學問，談古訪今，成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張存的女兒結婚。[7]

寶元二年（1039年），因父親調往杭州任職，司馬光辭掉華州判官，改任蘇州判官。正當他懷着遠大的抱負，在仕途上步步上進時，他的母親病逝了。按照封建禮教，他必須辭官回家服喪三年。在此期間，北方黨項族人元昊稱帝，建立了西夏國，西夏為了擺脫對宋朝的臣屬地位，同宋朝發生了戰爭，宋朝連連失敗。宋仁宗為了加強軍事防禦力量，要求兩浙添置弓手，增設指揮使等官職。司馬父子認為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好處。於是由司馬光代父草擬《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從各方面闡述添置弓手增設武官。[7]

慶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馬池病死在晉州，司馬光和兄長司馬旦扶著父親的靈柩回到了故鄉夏縣。雙親的相繼去世，使司馬光悲痛萬分，他嘆息「平生念此心先亂」。但他在居喪期間，把悲哀化作發奮讀書作文的動力，以排遣無盡的悲傷和寂寞。在此期間，他讀了大量的書，寫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章，如《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對一些古人古事，根據自己的見解和感受，提出見解。[7]

在居喪三年的時間裏，他了解了許多下層社會生活的情況。慶曆四年（1044年），二十六歲的司馬光服喪結束，簽書武成軍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豐城縣事。在短短的時間裏，就取得「政聲赫然，民稱之」的政績。[7]

在工作之餘，他大量閱讀典籍，寫下不少論文，如《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應侯罷武安君兵》、《項羽誅韓生》、《漢高祖斬丁公》、《甘羅》、《范睢》、《秦坑趙軍》等幾十篇。[7]

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已六十六歲，《資治通鑒》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書呈上，十一月，《通鑒》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修成以後，司馬光連同《通鑒考異》、《通鑒目錄》一起奏進給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視，將書的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圖章，以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並親為寫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詔獎諭司馬光，說他「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並賞與銀、絹、衣和馬，擢升司馬光資政殿學士，遷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7]

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六十七歲。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僅10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當政。皇太後向司馬光徵詢治國方略，司馬光上《乞開言路札子》，建議「廣開言路」。司馬光又一次呼籲對貧苦農民不能再加重負擔，而且主張新法必須廢除，要對農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國之要札子》，重點談用人賞罰問題，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將兵法是「病民傷國，有害無益」。[7]

皇太後下詔起用司馬光知陳州，不久，又下詔除授門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馬光上疏辭謝，以自己「齡發愈衰，精力愈耗」，請求只任知陳州。以後在周圍親友支持下還是到任就職了。司馬光向皇太後進言，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劉摯、范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職。[7]

司馬光廢除新法，上《請革弊札子》，又在《請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求立即採取措施，全部「更新」。廢除了保甲法，又廢除了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無限感傷地說：「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呂公著說：「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司馬康，國事未有所付。」切望呂公著能夠完成他的宿願。同時，上表請求辭位。但皇太后對他很倚重，不但不準辭位，反下詔除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正式拜為宰相。接着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馬光終於完成了自己廢除免役法的夙願，實現了自己的政治主張。[7]

但司馬光的政治生涯並不突出，他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21]但實際卻因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22]又將神宗朝時軍兵用生命奪取的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日後在新舊黨爭時，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着重於國政運轉。

宋朝在多次戰爭中敗北，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朱熹對司馬光是頌揚的，但稱「元祐諸賢是關閉着門說道理底」、[23]「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24]

史書評價

《宋史》：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7]

歷代評價

趙頊：①司馬光方直。[25]②未論別者，即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25]

呂公著：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25]

文彥博：①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25]②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后以鞭撲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25]

程頤：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邵雍）、張（張載）三人耳。[13]

邵雍：①君實腳踏實地人也。[25]②君實九分人也。[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