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九章 風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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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24部紀傳體史書的統稱，按照各史所記朝代的先後排列，分別為：《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計3217卷（《漢書》《後漢書》《魏書》和兩《唐書》有復卷，實際為3300卷），約4700萬字（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統計）。記述的範圍，自傳說中的黃帝開始，到明末崇禎皇帝止，涵蓋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內容。
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紀傳體史書，在中華文明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紀、列傳、表、志等形式，縱橫交錯，脈絡貫通，記載了各個朝代的歷史概貌；同時又以中國歷代王朝的興亡更替為框架，反映了中國錯綜複雜的歷史進程，使中國和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近四千年連貫、完整歷史記載的國家和民族。這是中華民族引以為榮並值得進一步發揚光大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
點校本「二十四史」，是***主席指示，***總理親自部署，由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餘位文史專家，全國學術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歷時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最高成就的標誌性成果。「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探索和實踐，為傳統文獻的整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範式和標準，為古籍整理學科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已故國學大師張岱年先生在1997年談到中華版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時候指出：
乾隆時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當時是標準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處，近代商務印書館搜求各時代的善本，編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當時可謂「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傳統的「二十四史」沒有標點，沒有斷句，讀起來仍有一定困難。五十年代，由國家領導建議，集中當時全國史家，對「二十四史」進行校訂，加上標點，是為標點本「二十四史」，實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值中華書局100周年大慶之際，我們特別製作了這套32開精裝本「二十四史」以饗讀者，以志紀念。
漢·司馬遷著，130卷。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於漢武帝征和三年。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着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慾望，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迹，採集傳說。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
司馬談臨終前將撰寫史記的重任交給司馬遷，司馬遷含淚答應父親請求，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同的是，《史記》並非官方修史，而是私人修史，秉承「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想法而著《史記》。
后，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於是，司馬遷說，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庇護開脫，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武帝得知司馬遷在撰寫史書，便要求查閱，並要求司馬遷對漢朝的歷史按自己的意願做修改，司馬遷不從，武帝大怒，投其下獄，司馬遷始終不改初心，不負先父和作為史官的操守，寧受宮刑也要保歷史真實。大約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後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之於世。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上古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史記》序中寫道，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