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進士
1
最近一個時期我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其原因，可以說是「世紀性」的。
二十世紀已接近末尾，如果沒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們看來要成為跨世紀的一群了。能夠橫跨兩個世紀的人在人類總體上總是少數，而能夠頭腦清醒地跨過去的人當然就更少。稱得上頭腦清醒，至少要對已逝的一個世紀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們不能不在這繁忙的年月間，讓目光穿過街市間擁擠的肩頭，穿過百年來一台台已經凝固的悲劇和喜劇，一聲聲已經蒸發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達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的那幾年。在那兒，一群頭懸長辮、身着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號。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時，他們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只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採取措施。慈禧太后在一九〇一年夏天頒佈上諭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一九〇三年的一份奏摺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說這些英氣勃勃的衝決性言詞的是誰？一位是科舉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間進士張之洞，而領頭的那一位則是後來讓人不太喜歡的袁世凱。於是大家與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訂一份緊湊的時間表，以後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每次都遞減三分之一，減下來的名額加到新式學校里去，十年時間就可減完了。用十年時間來徹底消解一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們還是等不及了。袁世凱、張之洞他們說：人才的培養不比其他，拖不得。如果現在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人才的出來也得等到十幾年之後；要是我們到十年後方停科舉，那麼從新式學校里培養出人才來還得等二十幾年，中國等不得二十幾年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這筆時間賬算得無可辯駁，朝廷也就在一九〇五年下諭，廢除科舉。因此不妨說，除了開頭幾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別，整個二十世紀基本上已與科舉制度無關。
二十世紀的許多事情，都由於了結得匆忙而沒能作冷靜的總結。科舉制度被廢止之後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罵的陳年垃圾，很少有人願意再去撥弄它幾下。唾罵當然是有道理的，孩子們的課本上有《范進中舉》和《孔乙己》，各地的戲曲舞台上有《琵琶記》和《秦香蓮》，把科舉制度的荒唐和兇殘表現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紀的學生和觀眾感覺到一種擺脫這種制度之後的輕鬆。但是，如果讓這些優秀動人的藝術作品來替代現代人對整個科舉制度的理性判斷，顯然是太輕率了。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從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緊緊地伴隨着中華文明史。科舉的直接結果，是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歷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著一大批極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養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專家。沒有他們，也就沒有中國歷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為了選出這些人，幾乎整個中國社會都動員起來了，而這種歷久不衰的動員也就造就了無數中國文人的獨特命運和廣大社會民眾的獨特心態，成為中華民族在群體人格上的一種內在烙印，絕不是我們一揮手就能驅散掉的。科舉制度後來積重難返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覆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文學界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並身體力行。
科舉制度發展到范進、孔乙己的時代確已弊多利少，然而這種歷史的蛻變也是非常深刻的。蛻變何以發生？有無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補的努力是怎麼失敗的？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二十世紀開始就廢止了科舉，當然也就隨之廢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從創立之初就想承擔的社會課題，是否已經徹底解決？我怎麼一直有一種預感，這裏埋藏着一些遠非過時的話題？
2
談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個慣常的誤會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文官選拔制度，而不是文學創作才華和經典闡述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這一點，對它的許多抱怨就可能會有所緩和。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不管何種政權，何種方略，離開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網絡，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僅僅可靠、有效還不夠，因為選官吏不比選工匠，任何一個政權只要尚未邪惡到無所顧忌，就必須考慮到官吏們的社會公眾形象，不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氣，而且還要讓其他官吏乃至政敵也沒有太多的話可說，那就需要為官吏們尋求或創造一種資格；這樣做已經是夠麻煩的了，更麻煩的是中國的版圖如此遼闊，政權結構如此複雜，需要的官吏數額也就十分驚人，把那麼多的官吏編織在同一張大一統的網絡里，其間之艱難可以想像；好不容易把一張網絡建立起來了，但由於牽涉面太大，偶然性因素太多，過不久自然會發生種種變更，時間長了還會出現整體性的代謝，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尋線頭，重新綰接……這一連串的難題，如此強烈地擺在歷代帝王和一切意欲問鼎九州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開。全部難題最終歸結在一點上：毫無疑問需要確立一種能夠廣泛承認、長久有效的官吏選擇規範，這種規範在哪裏？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國奴隸制社會中基本上採取這種辦法，後來在封建社會中也局部實行，稱之為「恩蔭」。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由於領導才幹不可能遺傳，繼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輩那樣有效地使用權力越來越成為嚴重的問題；二是這種權力遞交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襲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而後天資格主要表現於文才和武功這兩個方面。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裏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麼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君主在家裏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已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更何況，君主選養食客，無論是標準還是審查方法都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所養的遠非全是人才。至於以武功軍功賞給官職，只能看成是一種獎勵方法，不能算作選官的正途，因為眾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兩回事。武士誤國，屢見不鮮。
看來，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固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後天資格畢竟沒有先天資格那樣確證無疑，如何對這種資格進行令人信服的論定，成了問題的關鍵。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察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但是不難想像，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你說這個好，他說那個好，結果，小才任大職，大才任小職，造成行政價值系統的無序。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這些在選拔官吏上握有無限權力的大人物的內心厚薄，成了生殺予奪的最終標尺。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劃分推薦等級的主要標尺，那麼這種看似先進的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不想最後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都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裏。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儘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着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真正和自認的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能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歷代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佔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據《北夢瑣言》記載，唐代一位姓畢的鹽商之子想參加科舉考試，請人為他改一個吉利一點的名字，那人不無嘲謔地把鹹味化進了他的名字，為他取名為畢誠，畢誠沒有惱怒，快樂接受。後來他不僅考上了，而且逐級陞官一直做到宰相。這說明科舉制度確實是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貴賤。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這種科舉原則：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於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作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考來考去主要是考文學修養和對諸子經典的熟悉程度，這種考法當然未必合適，越到後來越顯現出很多負面效應，但至少在唐宋時代，無疑對社會重心和人格重心產生了有趣的引導。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於前者。此外，由於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由於科舉制度重視文化，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無數考生就要長久地投入詩賦文章的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些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社會補益不大而對唐宋文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韓愈後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於自己的手筆。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但韓愈並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進士試卷中有時也會偶爾冒出來一些佳句，依我看，千餘年來科舉考試中寫出來的詩，最好的是唐代天寶年間的錢起在《湘靈鼓瑟詩》的試題下寫出的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朱光潛還為這兩句詩發生過口舌，真不知當年坐在考場中的錢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這兩句，整首詩並不見佳。可以理解的是，科舉以詩賦文章作試題，並不是測試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測試他們的一般文化素養。測試的目的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其意義首先不在文學史而在政治史。中國居然有那麼長時間以文化素養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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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舉制度實實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論。這些悖論並非人為設置，而是來自於中國文化和政治構架的深層，很難排除，因此終於科舉制度在一次次左右為難中逐漸疲憊、僵化，直到醜陋。據我所知，清代來華的不少西方傳教士在考察科舉制度之後曾大為讚歎，認為發現了一種連西方也還沒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紹。但他們的考察畢竟是浮淺的，只是粗粗瞭望了一下科舉考試的程序和規則，而未能窺及深潛的隱患，因此他們也就無法理解，有着如此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的中國，怎麼會造成國家管理人才的嚴重匱乏、整體文明素質的日益枯窘，陷于越來越混亂和貧困的境地？
外國傳教士褐綠色瞳仁中埋藏着的疑問，直到今天還對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這些疑問，不僅屬於科舉，也不僅屬於古代。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論，產生在包圍着它的社會心態中。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儘可能多的人遞送鼓勵性誘惑，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裏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陞之路，結果別無其他選擇的家族和個人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不就是考一點文化知識嗎？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擔任行政官員的資格嗎？竟然一下子炒得那麼熱，鬧得那麼火——一千多年都涼不下來，幾乎把長長的一段歷史都烤出火焦味來了。
我們中國從很早開始就太注重表層禮儀，好好的一件事情總被極度誇張的方式大肆鋪陳。早在唐代，科舉制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全國讀書人的心情擾亂得不輕。每次進士考試總有一批人考上，不管對國家對個人，慶賀一下、宣揚一番都是應該的，但不知怎麼一來，沒完沒了的繁複禮儀把這些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後游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之極，也得意之極。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里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謀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照理落榜下第也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馬蹄在身邊竄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哄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盪，他們不得不低頭嘆息了。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還客氣地拱手相向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僕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有一種傳言，如能討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於是便厚著臉皮，怯生生地向僕役乞討一件。乞討的結果常常討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第者則還不至於去做這種自辱的事，只是關在房裏寫詩。這些詩寫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場里寫的詩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獨懷羞，強向東歸懶舉頭。莫道還家便容易，人間多少事堪愁。
——羅鄴
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溫憲
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鬢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里書。
——趙嘏
為什麼「莫道還家便容易」？為什麼「淚血滴來千里書」？因為科舉得失已成為一種牽連着家庭、親族、故鄉、姓氏榮辱的龐大社會命題，遠不是個人的事了。李頻說「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說「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當時實情。因此，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理上都是千難萬難的。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著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也十分真實。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滯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有一次他在城裏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他看見有一個粗衰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面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別時間太長，都認不準了，托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着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老人。是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吧，在京城中等著春試，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著，聽說今夜宮中有儺戲表演，就擠在人群里混了進去。不想進去后被樂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內繞圈，繞了千百轉，摔了好幾跤，又要他執牛尾演唱，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讓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著，他們分別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麼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儺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於屢試不第給讀書人和他們的家人帶來了長久而廣泛的心理壓力，一旦中舉之後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報到處，怪事叢生，但次數一多，怪事也被適應，反被人們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讀到一則記載，曾頗覺驚異，但那則記載的語氣卻非常平靜，像是在談一宗日常小事。一位級別很高的地方官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將軍攜家人參加。將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將軍的女兒抬不起頭來，將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掛一塊帷障遮羞。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得中科舉的消息，於是將軍起座高喊：「趙郎及第矣！」家人聞之，立即將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使我驚異的是，在趙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將軍的女兒，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憐，面對這種可憐，將軍一家竟也覺得理所當然！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複雜了。一般是聽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夢。「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姚合），狂喜到連儒生的斯文也丟得一乾二淨。有的人比較沉着，面對着這個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轉，樂滋滋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有的人則故作平靜，平靜得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例如韓偓及第后首次騎馬去赴期集，這本是許多進士最為意氣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這樣寫的：
輕寒著背雨凄凄，
九陌無塵未有泥。
還是平日舊滋味，
漫垂鞭袖過街西。
他把得意收斂住了，收斂得十分瀟灑。
不過這種收斂的內在真實性深可懷疑，或許韓偓確實是個例外。對於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鬆，長久以來的收斂和謙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份，可以比較真實地在社會上表現自己了。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官職。我至今只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感恩不盡；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麼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並肩台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素材。是變態心理學還是社會心理學？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隱藏在特殊文辭後面的社會普遍性。當年得中的士子們如果有機會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和唐突，但就他們的內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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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着上述種種悲劇和滑稽，我們不能不說，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古代政治家們好不容易構想出來的科舉制度，由於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惡果。
這種惡果比其他惡果更關及民族的命運，因為這裏包含着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遽退化。科舉制度實行之後，中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從發矇識字開始就知道要把科舉考試當作自己的人生目標，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們都將為這種考試度過漫長的年月。一種在唐代就開始流行的說法叫「五十少進士」，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可見很多知識分子對科舉的投入是終身性的。這樣的投入勢必會產生堅硬的人格結果，不僅波及廣遠，而且代代相傳。現代文化史家總習慣從先秦諸子的各種論說中來考索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哲學構成，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據我們的切身經驗，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塑造成的，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這當然會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讀到過的某一種學說更強悍地決定他們的人格構成了。
總之，選擇過程變成了塑造過程，而這種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惡性的。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彙集散逸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渾濁了。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科舉制度給中國讀書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多數人都不情願完全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了的機會，但機會究竟何時來到又無法預卜，惟一能做的是伺機以待。等待期間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終暗藏着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諺語，正是這種心理的通俗描述。歷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被社會各方贊為胸有大志，因此這已成為一種被充分肯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伺機心理也可稱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王泠然滿口潑辣，只因為前些天還是一個苦熬者，憋了那麼久，終於報仇雪恨般地湧出強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麼素凈，心底未必如面容那麼祥和。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然而，機會只是機會，不是合理的價值選擇，不是人生的終極關懷。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可能隱潛著自私和虛偽。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合理的社會競爭都被科舉制度歸攏、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只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樣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佈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為懷才不遇而忿忿不平。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態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缺少透徹的奉獻、響亮的饋贈。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牆態勢。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着實，兩頭都難落地。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試卷上的詩賦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發的吟詠也常常脫離文學本體，因為他們的人生感觸往往與落第和入仕有關，許多吟詠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階，吟詠便從一種手段變為一種消遣，一種自身文化修養的標誌，以便在官吏間互相唱和、宴集時聊作點綴。學術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只有偶爾閃光，貫串生命。結果，圍繞着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着邊際，既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謔，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
其三，矯情傾向。科舉既然把讀書當做手段，把做官當做目的，文化學和政治學上的人性內核也就被抽離；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倫理的全部榮譽，於是家族倫理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捨，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別離和期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只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但在這種無奈中必然也會滋生出矯情和自私。《西廂記》雖然描摹了張生一旦科舉高中，終於與鶯鶯門當戶對地結合的遠景，卻也冷靜地估計到此間希望的渺茫，因此為張生別離愛人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那個場景，動用了悲涼的詞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然而《西廂記》長久被目為不經的淫書，只有鐵石心腸地凝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讚揚。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並不排斥肉慾，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要肉慾而不要感情，又把不要感情裝扮得堂而皇之，這便是矯情中的矯情，中國書生中的偽君子習氣，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來，科舉制度對社會生活的損害，也是從它離間普通的倫常人情開始的。一種制度，倘若勢必要以損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為代價，那麼它就不會長久是一種良性的社會存在。終有一天，要麼因它而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要麼由健康發展的社會來戰勝它，別無他途。同樣，一批與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萬人矚目的成功者，也無以真正地自立歷史，並面對後代。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在中國書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遺憾。
不知道當年升沉於落第、及第狂潮中的書生，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裏的記載了。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撐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里的妓院玩樂。平康里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但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歷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面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內容都立即褪色，惟一剩下的優越只不過自己是個男人。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男人有家眷而拋舍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一點？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后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於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於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號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作家編劇的題材，而我感興趣的只是，終於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並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種世俗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比照。
科舉制度在人格構建上的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當時的決策者徹底洞悉。他們中有不少人也是從科舉的路途踏上高位的，無法看透自己和同道們身上的根本性隱疾，但是他們卻感覺到了科舉制度所遇到的麻煩。就像一屋子喝醉酒的人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傾斜、杯盤的搖晃。他們開始整治科舉制度，只在具體操作規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點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礙，消消停停千餘年，終於沒有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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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歷史，對科舉制度弊病的發現和整治，大致可分為兩大截：唐宋為良性整治階段，明清為惡性整治階段。在良性整治階段也有惡性衝撞，但就整體而言當時的科舉制度還瑕不掩瑜，種種整治或多或少都帶有試驗性和創建性；在惡性整治階段也有明智的舉措，但機制性的痼疾已多方面發作，任何一種整治都會帶來一系列更嚴重的毛病，於是整治越來越嚴，毛病卻越來越深，再也解脫不了。
如前所述，科舉制度本身是一個嚴肅而深刻的構思，並不像後人所渲染的那樣荒誕不經，那麼，這些暴露出來的弊病也同樣是嚴肅而深刻的，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易於避免。我在閱讀有關史料時一再地想，如果我們現在要進行一種在全國範圍內定期選拔行政官員的社會考試製度，許多問題照樣會遇到，照樣難於解決。
為此，我想陪着讀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頭腦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禮部侍郎和諸多考官的立場上，看看他們在執掌科舉制度時究竟會遇到哪些逃不開的麻煩，然後再設身處地地為他們想想有沒有排解的辦法。
當頭遇到的一個麻煩，是科舉考試要不要與推薦結合起來。粗粗一想我們也許會斷然反對推薦，以保證考試的純凈性，但實際上考試的純凈性遠不是選拔的準確性。如果選拔不準確，考試的純凈性又有什麼意義？考試很像西方戲劇中的「三一律」，必須把一個漫長的活體生命擠壓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程序之中，而這種擠壓又是書面化的。考試前的社會經驗和生命狀態究竟如何？應考者對自己的判斷和期望是什麼？這實在是比書面答卷更為重要的事，需要靠別人推薦和自我推薦來解決。因此在唐代，推薦在科舉考試中佔據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離長安赴洛陽主持科舉考試，臨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餞送，太學博士吳武陵在席間向崔郾推薦杜牧，而且當場朗讀了杜牧的《阿房宮賦》。崔郾聽了也大為讚賞。吳武陵就直截了當地說：「那就請您讓他做頭名狀元吧。」崔郾也不隱瞞，說：「頭名狀元已經有人了。」一問下來，不僅頭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興，他當即在席間宣佈「剛才太學博士吳武陵先生送來一位第五名」。
公元八三七年，高鍇主持科舉考試，他平日在當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綯，於是在一次上朝時便問令狐綯：「您的朋友中誰最好？」令狐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李商隱。」這一年，李商隱及第。連李商隱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為令狐綯推薦，就把這一事實寫在《與陶進士書》中。
這兩件事，現在說起來實在有點要不得。考試尚未開始，一至五名全定了，主考官不僅接受推薦，而且主動打聽推薦線索。有趣的是，當時大家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好，可以朗聲推舉，可以坦然磋商，可以當眾宣佈，可以詳細記述。當然這裏會夾雜着大量的不公平，但如果不是這樣，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寫過《阿房宮賦》，就不會對李商隱的名字產生特別的注意，這兩位大詩人也就有可能名落孫山。好在我們直到今天還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隱，知道沒有任何一種考試能把他們那樣美麗的才華考出來，因此誰都願意站出來推薦他們。這種推薦究竟是公平還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說，與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隱去追求公平，寧肯要保留着杜牧和李商隱的不公平。
事實上，那種拒絕試卷之外的其他信息，只憑試卷決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來應考的人成百上千，試卷堆積如山，閱卷人能夠仔細品鑒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閱卷人都上了年歲，時間趕得又那麼緊，看不了多久就會陷於疲憊和麻木，不會從他們眼裏漏掉一個人才的說法，只是騙騙局外人罷了。在這種情況下，連考官和閱卷人也極想知道一些推薦信息，使他們在試卷的汪洋中捉摸到一些重點審讀對象。對此，在這方面有深刻體驗的柳宗元說得最好，他認為朝廷取士，不妨讓考官們在閱卷前對出色的應試者有所聞（即所謂「先聲」）：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誇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不能遣士者，偽也。惟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
柳宗元是我們所信賴的，他的這種說法當然不是在為私通關節辯護。
如果允許推薦，那麼順理成章也應接受應試者的自薦。一般說來，他們比別人更知道自己的優勢所在，在考試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尋找社會名流中最能賞識自己的人，搭建與上層社會溝通的橋樑，使自己成為比較引人注意的科舉候選人，在唐代屬於正常之舉。唐代科舉考試中所風行的「行卷」，便是應試者們自我推薦的一種方式。程千帆先生說：
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捲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的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這也就是一種憑藉作品進行自我介紹的手段；而這種手段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盛行，則是和當時的選舉制度分不開的。
一度，主考機構也要求應試者把自認為滿意的舊作上繳以供選拔時參考，自我推薦也就變得更加合法。士子們在選編自薦材料的時候不經意地為中國文學史編出了不少珍貴的文集，否則好多詩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例如皮日休的《文藪》和元結的《文編》當初都是為自薦編成的，他們兩人分別都在編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進士及第，看來自薦的作用不小。
大詩人王維因自薦而及第的故事載於《集異記》，明代傳奇《郁輪袍》也講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有趣味。故事說，當初年輕的王維以驚人的文學天賦和音樂才華遊歷於長安上層社會，特別為岐王所看重。科舉考試將至，誰若能成為長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選上送，則極有希望奪魁。王維知道對此事有決定權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選，請岐王幫忙。岐王深知王維的才學有競爭力，要他準備好舊詩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後再來。五天後王維如期而至，岐王拿出鮮麗華貴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義上是向公主奉獻酒樂，王維充作樂師。公主見王維風姿超群，奏曲精妙，大為讚賞，岐王便說：「他不只精通音樂，文詞更是無人可比。」王維當即把準備的詩卷獻給公主，公主一看更為驚異，說：「這些詩，都是我平常反覆誦讀的，一直以為是古人佳作，沒想到竟然出之於你的手筆！」於是以上賓之禮，與王維暢談。王維言談間風流蘊藉，詼諧幽默，不能不讓在座的其他賓客深深欽佩。岐王便對公主說：「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這位青年來承當，就會十分風光。」公主說：「那為什麼不讓他去應試呢？」岐王說：「這位老弟心氣頗高，不作為第一人選上送他是絕不會去應試的，但聽說貴公主已決定了別的人作為第一人選。」公主笑道：「那算什麼呀，也是別人托的。」等岐王和王維一離開，公主就召來了當年的考官。於是，王維成了京兆府上報的第一人選。
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故事在具體情節上的真實性很可懷疑，但《集異記》在記述中所傳達出來的社會氛圍和上層交往關係卻是可信的。
我對唐代士子自我推薦最感性的了解，來自白居易所寫的一封自薦信。這封信是貞元十六年（公元八〇〇年）應進士試前寫給當時任給事中的陳京的，所以名為《與陳給事書》，現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內。白居易這封信的大意是：
這些天，您府上拜謁者如林，自薦者如雲，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您為他們吹噓張揚。我不來拜謁，只差遣家童送一封信給您，說明我的目的與他們不一樣，就憑這一點，您也該特別關注一下了。我只想誠懇求教，因為無數事實證明，一個人了解別人容易，了解自己困難。很傑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卻又自以為是，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讓他們各歸其位。您是天下文宗，當代權威，因此願意向您袒露我的內心：我白居易是個平民，上無朝廷援助，下無鄉紳抬舉，敢於到京城來應試完全是憑了文章，到時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斷；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進還是可退，自己卻不甚清楚，因此請您幫我裁定一下。特送上雜文二十篇、詩一百首，請您在公餘之暇隨手翻翻。如果覺得可進，請發一句話，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覺得不可進，也請發一句話，我就甘心退藏。是進是退，我心中鬥爭多時，現在就等您一句話了。
白居易的這封信寫得不卑不亢。考試在即，究竟自己是不是一塊材料，該不該繼續努力，請名人裁斷一下，即使落第也落個明白，這番理由，說得很得體。但是，詩文就此送上去了，而白居易對自己詩文的自信並不像他信中說的那樣薄弱。請陳京發一句話，我想更多的是希望陳京在讀了詩文之後把話發給主考官。到底發了沒有我們並不清楚，所知道的只是白居易當年果真進士及第。
把以上所舉的杜牧、李商隱、柳宗元、皮日休、元結、王維、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印象，在他們那些年代，科舉考試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不做在考場內。考試只是一個契機，圍繞着它，進行一場選拔人才的大動員。人才們自己也踴躍起來，走出苦讀的書房，離別偏僻的鄉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試着用文化為軸心進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溝通。做法上確實很不規範，但時代的魅力也就體現在這種不規範之中。有許多事情，規範一旦精密和完滿就不再有讓人喜悅的生命力，科舉制度顯然也是如此；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遠拒絕規範呢？又不能，因為原始性的可喜很容易因無序而轉化為可惡，不設置足夠的規範必然會把事情徹底搞糟。這便是人類經常要遇到的兩難：總要告別生氣勃勃的無序狀態，總要迎來防微杜漸的嚴整格局，結果，又總是因整體性規範的失度而走向新的無序。
以科舉考試中推薦的問題為例，既被允許，久而久之自然會有大量陰暗伎倆產生，而即便是王維、白居易、杜牧、李商隱他們那樣的上好詩文也是敵不過陰暗伎倆的，因此當初像他們那樣大大咧咧自我推薦和被人推薦也就會完全失效，惟一的辦法是制訂嚴密規範來與陰暗伎倆作鬥爭，這是令人沮喪又不得不為的事。創業之初的健康與大方，終於被警覺和瑣碎所代替。到了宋代，推薦理所當然地被阻止了，為了防止考官接受試卷外的信息，實行「鎖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須住入貢院，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來往，直到放榜的那一天。長的時候，一鎖就是五十來天，也夠悶人的。唐代試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讓考官知道這是哪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來了，再後來，怕考官認出筆跡，乾脆雇一幫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給考官，以杜絕作弊的可能。
其實作弊是杜絕不了的。科舉考試決定着一個人的全部升沉榮辱，總會引得不少人拼着性命來做手腳，官方發現后立即採取相應的對策，而一切對策又很快激發了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環往複，日臻精微。
我曾參觀過一個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展覽，面對那些實物，強烈感受到自宋以後，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場某些士子和官方層層遞進的智力競賽，而競賽的結果是兩方面都走向卑微。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挾帶，把必然要考到的《四書》、《五經》、前科中舉範文和自己的猜題習作縮小抄寫后塞在鞋底、腰帶、褲子、帽子裏，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乾脆密密麻麻地寫在麻布襯衣里。堂皇的經典踏在腳底，抖索的肉體纏滿墨跡，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爛紙污黑也就與可憐書生的絕望心情混作一團，一團由中國文字、中國文明、中國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挾帶的也不見得全是投機取巧的無能之輩。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試，搜出挾帶者十八人，於是重考，十八人中還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懷疑，許多主持着考試的考官說不定當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歷史，儘管他們在文化才能上還是合格的。作過弊的考官對作弊的防範只會更嚴，也許是為了掩飾自己，也許是因為深諳訣竅，他們會想出許多搜查挾帶的機智辦法；未曾作過弊的考官則會對作弊者保留着一種真誠的氣惱，一旦有權，氣惱也就化作了峻厲。無論是機智還是峻厲，最終還是要交給看守考場的士兵來操作，有時還公開懸賞，搜出一個挾帶者獎賞一兩銀子。士兵們受此刺激，立時變成凶神惡煞，向全體考生撲來。據說連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們對應考士子渾身上下細細摸查的做法也大不以為然，對大臣們說：這些都是讀過聖人詩文的人，怎麼能像對付盜賊一樣來對付他們？但是即便朱元璋也無法阻止一種整體機制的必然需要，明代的搜查更加嚴格。考場門口出現的情景是「上久冰凍，解衣露立，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懷挾也」。
到清代，考生頭上的辮子也要解開來查過，甚至還要察看肛門，實在有辱斯文。為了防止在羊皮襖里挾帶，規定考生進考場穿的羊皮襖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單張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場內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紛亂的羊群。這景象在我想來是觸目驚心的，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群讀書人，只能以動物的形態，來表白自己對文化的坦誠？只能以最醜陋的儀仗，來比賽自己的文明？
說起來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時既然允許推薦和自薦，整體氣氛寬鬆，不太把這種小手小腳當一回事。詩人溫庭筠就是一個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試中替別的考生寫文章，當「槍手」，遠近聞名。公元八五八年會試，考官們為了防止他們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擺出，直瞪瞪地注視着他，看到他寫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場了，也就鬆了一口氣。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一次，他竟然在考官注視下的不長時間內，為八位考生完成了試卷！這件事聽起來太有傳奇性了，我們怎麼也想不出他是如何完成這極其艱難的操作的，但這種作弊在當時並沒有懲處得要死要活，在今天聽起來還十分有勁。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槍手」替別人考試，查出后在考場門外戴枷示眾三個月，然後再萬里流放。我想，能夠有膽量替別人考試，別人也可以信託他代試的那些人，學問和寫作能力一定高於大多考生吧，他們應該是有把握中舉而又未能中舉的一群。為什麼有把握中舉而又未能中舉呢？我們完全不得而知，只知道現在這群懷才不遇的讀書人戴着木枷站在考場門外了。天很冷，考場設在北方，這些讀書人凍得瑟瑟發抖，他們眼前，一大片穿着白花花單層羊皮的考生在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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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巨大的不信任，橫亘在考場內外。
科舉本是朝廷與文人之間秋波對接，文化與政治之間情緣初訂，但是，這種好不容易開始建立的信任竟然消解得如此快速，如此不留情面！乍一看，考場門口如狼似虎的兵士顯示著考官對考生的不信任，實際上這只是整體不信任的一部分。例如推薦和自薦的行不通，在我看來，首先不在於考官對考生的不信任，而在於社會對考官的不信任。
宋代曾有人正確地指出，推薦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為敢於推薦別人的熱心人和敢於接受推薦的官員都是有社會地位的人，「其取人畏於譏議，多公而審」（《容齋隨筆》卷五《韓文公薦士》）。推薦錯了人，整個社會都會譏議，這是任何自愛的正派人都不願意領受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審。但是，我們的考官是很難長久地維護住自己的聲譽的，原因不在於品質而在於機制。品質再好的考官，在社會存在方式上也有多方面的可攻擊性。
其一，權力網絡上的可攻擊性。
考官在考場以文化知識裁斷考卷，但在官場卻又是不大不小的官員。是官員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顧及和忌避的地方，這與以文化知識為至高標準的考場法則有根本性的矛盾。他當然可以宣言只顧考場不顧官場，但如果真是這樣，他裁斷考卷的權力是誰給的？反過來，倘使太顧官場，他作為考場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會污漬斑斑。多數考官是想在兩相平衡中稍稍偏向於文化形象的，但事實上卻很難做到。唐德宗貞元年間，禮部侍郎權德輿知貢舉主持考政，皇帝的寵信李實暗示他幾個必須照顧的人選，權德輿拒絕了，李實大怒，乾脆公開提出二十個人的名單要權德輿接受，而且二十個人的前後名次也排定了。李實大言不慚地對權德輿說：「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錄取，否則，你就會貶謫到外地，到那時後悔無及！」這下權德輿不能不陷於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實的話辦，必然被社會恥笑；但不按他的意思，他一定會到皇帝那裏誣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后皇帝死了，李實不能再胡作非為。但李實對權德輿說的那番話，歷來有很多考官都可能聽到過，他們不可能都正巧遇到改朝換代。他們怎麼做，可想而知。
其實，比權德輿受到李實威脅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禮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說明問題。令狐峘擔任主考官以來，高官中薦托的人很多，但名次數額有定，當然不能全部滿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圖扳倒他作為報復。就在這種情況下，他收到當朝宰相楊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顧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別的官員揭露（甚至可能也怕宰相是否有意試探），想來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來信上繳給皇帝。皇帝見信后把宰相找來問了一下，宰相楊炎見自己寫給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裏，十分氣憤，就向皇帝反訴令狐峘。皇帝總是更相信宰相的，聽完之後就罵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貶了。在這裏，作為主考官的權力不堪一擊。
在朝廷各位高官中，相比之下，好像考官的是非特別多，特別需要照顧前後左右的關係。公元八二〇年禮部侍郎李建主持科舉考試，事後朝廷認為他沒有主持好，理由是「人情不洽」，讓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實上並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堅持以文化知識標準取士，反對請託。白居易後來說他「在禮部時，以文取生，不聽譽，不信毀」；徐松說他「蓋不聽毀譽，故不免於遭謗也」。但白居易、徐松說這些話的時候，他已蓋棺。
令狐峘們一個個被貶了，李建們一個個調任了，只有那些絕不像他們那樣做的考官們誠惶誠恐地在考場上正襟危坐。他們明白，考場只是官場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馴順的官員而不能是剛正的學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麼，沉下心，換成人情練達。練達是為了自我安全而機敏地斂藏，是為了避謗躲毀而察言觀色，是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溝通。練達在無奈中，勞累在靈活中，規範在機巧中，消融在網絡中。
其二，座主聲譽上的可攻擊性。
一個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國選拔人才的科舉考試，社會聲譽之高簡直無與倫比。朝廷為了強調科舉考試的權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聲譽，上文提到過的唐代進士及第後有「拜謝座主」的儀式，便是其中一個措施。座主就是主考官，進士拜謝座主既有真誠的感激也有實利的考慮。座主既受朝廷任命，及第進士自稱門生必為自己增光，而且也會出現更多提攜的機會。也許考生心底真正在感謝的是某位鄉間啟蒙教師，但鄉間教師無法提供這種機會。於是，考官們在狀元、進士們的拜揖中顯出一種特殊的重要。
拜謝那天，及第進士們由狀元帶頭，騎馬來到考官宅前，下馬後恭敬而立，把名紙呈進去通報，被迎進庭院后，列隊向東而立，主考官則向西而立面對他們，接受拜謝。集體拜揖、狀元致辭、各別拜揖，然後每位進士一一自報家門，「我是某某家族的什麼人」、「我是某某人的重表弟」、「我是某某人的表甥孫」，盡量把自己家族親戚中有點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以引起主考大人的關注。碰巧，也會有主考官同宗同族的親戚中了進士，而這位親戚在輩分上恰恰又是主考官的叔叔，那可怎麼辦呢？按照慣例，反一反，進士必須自稱為侄，而尊主考官為叔。家族輩分在這裏要服從座主和門生的關係。讓叔叔張口叫侄子一聲叔叔，他們兩人都會震顫，但震顫得最強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僅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讓中國社會最基元的家族倫理結構為他而顛倒！
不僅如此，門生對座主的報答是終身性的，而且若有需要，甚至以死相報。連柳宗元都說：「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厭惡門生中那種一開始畢恭畢敬，到後來忘恩負義的投機取巧之徒，而他們的厭惡在當時幾乎也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絕大多數門生是會永久地效忠座主的，不願被大家目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為座主也就擁有一筆比什麼都要貴重的生命財富。以賢明著稱的唐代主考官崔群與夫人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夫人勸他什麼時候為子孫置幾處莊園，崔群笑着說：「別擔心，我已在全國各地置下了三十處最美的莊園。」夫人大為驚訝，崔群解釋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時，錄取了全國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們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莊園啊！」把一個個門生比作一座座莊園，實在將座主和門生的關係表達得淋漓盡致。當然這裏多少也包含着座主一廂情願的成分，因為崔群本人對自己的座主陸贄就比較冷淡，做主考官時也沒有錄取過陸家後代。為此，聰明而幽默的崔群夫人接過丈夫的比喻一嘆：「可惜陸贄先生的莊園荒蕪了。」
不管荒蕪不荒蕪，這些有趣的談論顯然掩蓋了一個最根本的前提：科舉考試是國家行為，考試的結果怎麼轉眼成了主考官的私有財產？這種考試為主考官創造了一種必不可少的社會聲譽，但這種超濃度的社會聲譽的背後所編織起來的座主一門生網絡無疑與國家行為的主旨南轅北轍。一種帶有幫會性質的社會小結構產生了，以結構內的無原則糾聚，來對付結構外的一切，成為上層政治生活中一團團根深蒂固的病灶，世稱「朋黨」。朋黨從總體說來是社會的禍害，當然並非全由座主和門生的關係滋生出來，但這重關係顯然起了提綱挈領式的點化作用，至少為全社會的低層幫會提供了存在的上層理由。柳宗元不是主張過門生對座主的忠誠嗎，但他又討厭文壇上那些拉幫結派之徒，憤怒地指斥他們「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融，生風濤」、「有不諾者，以氣排之」。柳宗元的好惡很能代表當時文化界一批高品格文人的心態，然而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厭惡的幫派之風恰恰與他們所稱頌的座主和門生的關係直接牽連。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處於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復出當權，總要對科舉制度作一些實質性的改革，而改革中的重要一項就是努力消解座主和門生之間的膠固關係。他在《停進士宴會題名疏》中指出，及第進士是國家挑選的「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浸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門生這些名號，進士們錄取后可以參見一次主考官，今後再也不允許成群結隊地去拜謁了，曲江宴、雁塔題名之類立即停止，及第進士三五人自己慶賀宴樂一下可以，但不許把當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來盛宴。李德裕的這些措施，顯然是針對由科舉考試所形成的幫派的。但隨着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貶，這些措施也就煙消雲散了。
好在一切有頭腦的政治家或遲或早都會重新發現李德裕發現過的問題，因此試圖阻遏座主和門生之間膠固狀態的呼籲和措施歷代不斷。北宋建隆年間朝廷明確下詔，不準把主考官稱為「恩門」、「師門」，錄取考生也不準自稱是某某考官的「門生」，違者就算犯法。可以代表歷史對這個問題下結論的是清代大學者顧炎武，他說：「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遂有朋黨之禍。」既然如此，那麼，歷代整治這個問題也就無可厚非了。
雖屬機制性整治，但諸多考官顯然也要承擔一定的道義責任。史籍中對他們最常用的指判詞總是這樣八個字：「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在這一點上，不僅朝廷，而且連社會也對他們表示出很大的不信任。清代一再出現的酷烈的科場案，便是朝廷的這種不信任的病態表現。想當初，朝廷正是想借幾雙最值得信任的眼睛考察一下社會上有哪些士子可以信任，才推出科舉考試的，沒想到最終連那幾雙眼睛也無法信任。在一切都無法信任的氣氛中，什麼事情都會變質。最可憐的是那些考官，自己的眼睛早已被多年詩書和成堆考卷磨成昏花，偶一抬頭，竟發現上上下下有那麼多不信任的眼睛逼視着，這算怎麼一回事啊？
其三，文化資格上的可攻擊性。
考官們在權力和聲譽上既然都難於自立，那麼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資格了，但可悲的是，他們作為一個龐大帝國遴選行政管理官員的主要執行者，在文化資格上也是十分脆弱的。
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那麼長，涉及的範圍那麼廣，包羅的內容那麼多，一個再刻苦用功、博聞強記的人窮其一生也只能把握其中極有限的一些塊面，而對其他塊面只有一些影影綽綽的印象罷了，這種情形，科舉考試的主持者、命題者和閱卷者也未能例外。但考生來自全國各地，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即便在同一文化模式里也會有不同的記憶側重，因此考試中湧現出來的文化信息之紛亂繁雜往往超越考官們的可控範圍。更要命的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中國文人互相評鑒文化知識水平的標尺往往不在於宏觀識見而在於細節記憶，一有細節上的記憶失誤，立即哄傳為笑柄。中國文化擁集著多少細節啊，但人們總是在一筆之誤、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一典之錯中來否定一個人的整體文化程度。考官對考生是這樣，社會對考官也是這樣。這種傳統一直延伸下來，直到今天，有些歷史學家在嘲謔科舉考試是一場不學無術的騙局時，往往也動用了一些文化細節，這應該說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設想在古代，考官們為了免使自己暴露哪怕一丁點兒的文化缺漏將會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難。
《明史記事本末》記載，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會試，考試后公佈的一份優秀考卷中有一個知識性的誤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生前褒揚的十個弟子和孔子身後人們祭祀時配享的十個弟子有點混淆。考官閱卷時可能只欣賞立意和文詞，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落第考生知道后大嘩，寫出大字報到處張貼，所有的考官都覺得丟了臉，自認晦氣不敢吭聲。這件事很能說明一種過於沉重的文化傳統與一種選拔人才的考試之間的深刻矛盾，考官只不過是這場矛盾中的潤滑劑和犧牲品。他們隨時會被一個不知什麼時候冒出來的文化細節噎得喘不過氣來，不能不始終如履薄冰。
在這種心態下，可能產生的笑話反而更多。乾隆年間一個考生在考試前外出遊玩，在路邊見到過兩棵槐樹之間一口井這樣一種普通的景象，不知怎麼就記住了。臨到考試，他怨恨自己肚子裏典故太少，寫出文章來容易被人覺得沒有學問，便決定杜撰幾個出來，靈機一動寫出一句「自兩槐夾井以來」，如此等等，他寫得那麼從容，閱卷的考官緊張了，心想一定是我沒有讀到過的典故，為了掩飾，給予佳評，這位考生竟被取為解元。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為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體猜測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他也不能保證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典籍中絕對沒有「兩槐夾井」一說，不怕一萬隻怕萬一，因而只能閉一隻眼睛算他「用典有據」。
這種麻煩連一些學問家也經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試，閱卷大臣發現一份優秀考卷中有「閭面」二字不可解，問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是否可能是「閭閻」的筆誤，翁同以知識廣博聞名，低頭一想說，以前在書中見過「閭面」對「詹牙」，應該算對。事後問那位考生，確是筆誤，這一下翁同鬧了笑話。但我們在笑翁同的時候不會太暢快，因為我們相信他確實看到過「閭面」。深不可測又朦朧混沌的中國文化幾乎能為任何一種勉強自圓其說的答案提供可能性，因此學問越大越會遇到判斷的困惑。照理像翁同這樣的學者是最有文化資格來主持考試的，但這次他錯了，錯在不知道某位考生對中國典章文辭把握的範圍。那麼主考者應該以哪一條水平線來與考生對位？誰也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科舉考試有客觀標準，不相信自己閱卷判斷的準確性，只相信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左右著棄取，便暗暗地用抓鬮的辦法來領悟「文昌帝君」的旨意。據說清道光年間的穆彰阿就是這麼乾的。這實際上是對考官職責的全面放棄。
主考官們在文化資格上還會受到更惡性的挑戰，並按中國慣例，由文化而直接誘發政治威懾和政治迫害。考官們不僅避不開朝廷的斧鉞，而且也躲不過考生的利劍。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七三六年李昂任主考官，考生李權通過親戚鄰居的關係來走門路，性子剛直的李昂大怒，召集起考生當眾責斥李權，而且把李權文章中不通的句子摘抄出來貼在街上。於是李權決定報復，他找到李昂，出現了以下一段對話——
李權：古人說過來而不往非禮也。我的文章不好，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傳流，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嗎？
李昂：有何不可！請吧。
李權：有兩句詩，「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是主考大人的嗎？
李昂：是的。
李權：您詩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這個典故是說古代的堯在他的衰老之年不想再統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權位禪讓給許由，沒想到許由不僅不想掌權，而且根本不想聽讓他做官的話，認為是最壞的話，聽到后還到水邊去洗耳朵。
李昂：……
李權：今天我們的皇上年富力強，還遠沒有衰老到退位的年歲，而且皇上好像也沒有把皇位讓給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幹什麼呢？
聽了李權這番話，李昂身為主考官卻惶駭萬狀，一下子軟了下來。
是啊，考官也是文人，而且又比較有名，文章流播世間，考生為揣摩他們的好惡又曾仔細研讀過，要在他們的文詞中找一點岔子是再容易不過的。岔子的入口點總是典故，而終點總是政治。當你一旦成了考官，你曾經引為自豪的全部學問背後，可能都掩藏着一個個陷阱。
從以上所述考官們可被攻擊的三個方面，我們大體可以看到科舉考試在主持者和操作者一面所遇到的一系列巨大麻煩。以前我們更多地關注考生們的悲哀，結果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惡而又愚蠢的考官大臣在胡鬧。這種誤解容易讓人得出一個結論：科舉制度的痼疾是可以避免的，只不過歷朝主持者不好罷了。但是，當我們把視線一旦停留在科舉考試主持者們身上，發現他們如何處在一種極其脆弱又難於被人信任的困境中，而這種困境的造成基本上又不是因為他們個人品格上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會憬悟：科舉考試本身是一個巨大的悲劇行為。
對中國來說，這是一種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種千年的無奈。抓住它，滿手芒刺；丟棄它，步履艱難。
7
科舉考試最終的徹底敗落，在於它的考試內容。
其實這也是一個千餘年傷透了腦筋的老問題，歷來很多有識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為此而唇槍舌劍，激烈爭論。考試主持者們也曾做過一系列試驗。一次次地改革考試內容，力圖使它更符合選拔管理人才這一根本目的。我在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中反覆讀到，考試中究竟是側重詩文經典，還是側重聯繫社會實際的時務策，是人們討論的一個難點。在唐代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十分重視時務策的，例如元結任州試考官時曾出過這樣幾個試題：
一、你認為應該如何消解當前的強藩割據？
二、你認為應該如何使官吏清廉，斷絕他們的僥倖所得？
三、你認為應該如何使戰亂中流離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種？
四、你知道粟帛估錢的情況嗎？
在大詩人杜甫出的試卷中，有「華陰的漕渠如何開築為宜」、「兵卒如何輪休」等題目。白居易則問考生「如何改進各級官員的薪俸制度」、「如何解決當前社會上出現的農貧商富的問題」等等，都非常切於實用。
這些試題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不錯，但我們也不能褒獎過甚。沉溺於詩賦考試固然太局限、太沒有現實意義了，但是能對身邊的現實問題發表一點議論的也未必是人才，因為議論和操作完全是兩回事。更何況，在考試中討論身邊的具體問題，閱卷的困難很大，考官自己對這些具體問題的看法很容易成為一種取捨標準，從而對看法與考官相左的考生帶來不公正。與詩賦考試相比，時務策的考試當然不大會重視考生整體文化素養方面的水準，答題成敗的偶然性更大。也許正因為這樣，一些大學者倒並不傾心於這方面的改革，他們覺得科舉考試也就這麼回事了，靠幾道試題來斷定什麼樣的考試有用，什麼樣的考試無用，未免顯得武斷。蘇東坡說：
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
「均為無用」、「不過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柳宗元說得更透徹，他認為試題的變來變去並不會改變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試題出現了什麼方面的內容就會選拔到什麼方面的人才。考生總是那些讀書人，朝廷側重考什麼內容，他們就作什麼方面的準備，好像很對應，卻未必是人才。關鍵是要找到真正的人才。
蘇東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籌，但作為稀世人才他們對人才的要求與科舉考試想選拔的人才有較大的距離。就一般人才的選拔而言，考試內容還是很重要的。一定的試題定向標誌着國家對人才的需要重點，也會對全國應試者的自我塑造起一個引導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國家對人才的需求標準越來越不明確，只靠着一種歷史慣性消極地維持着科舉，為了堵塞種種堵不勝堵的漏洞，考試規則越來越嚴格；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識形態要求，考試內容越來越僵硬。終於，出現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僅內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許多連接虛詞也是限定的，這至少對考官閱卷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使各種不同的考生納入了一種相同話題和固定格式下的充分可比性。我們前面說過，考試不比創作，不能離開了可比性規範任意發揮，就是要看考生在不自由的程序中如何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今美國的「托福」考試也是一種「八股」。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內容。這是一種毫無社會責任和歷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選擇什麼樣的人的昏庸考試方式。全國士子為通過這項考試一年又一年地鑽研八股文的寫法，結果造成了大量的廢物。對此，清代醫學家徐靈胎隨手寫的一首道情表達得很清楚（文中「時文」即指八股文）：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題，兩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整個九州大地都是這個景象，幾乎一切稍稍有點文化良知的人都已看不下去。事情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國際社會的參照系生愣愣地出現在中國文人的前面，無情的多方位對比強烈到讓人眩暈。一千多年前當科舉制度剛剛盛行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啊！科舉制度不就是要為這個形象增色添彩嗎，怎麼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這副模樣？是中國上了科舉制度的當？或是科舉制度上了中國的當？或是它們彼此上當？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種莫名的歷史魔力的當？
十九世紀晚期的世界已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我們現在已經不必說了，真正值得關注的倒是當時仍在科舉制度控制下的中國。據齊如山先生回憶，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舉制度抵拒著商業文明。一個人參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級最低的科舉考試，連秀才也沒有考上，在當時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見知縣時可以有座，也可以與官員們同桌用餐。與此相反，一個商人，即便是海內巨賈、富甲一方，見知縣時卻不會有座，也不準與官員們同桌用餐。於是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有象徵意義的歷史造像：一個讀了幾年死書而沒有讀出半點門道的失敗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個已經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且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活力的實踐者像僕役一樣侍立着。這一歷史造像，離我們並不遙遠。
那麼，享有社會特權的科舉考試參加者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還在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參加考試呢？周作人先生回憶道，那是大寒季節，半夜起床，到考場早早坐定，在前後左右一片喧囂中等到天亮，天亮後有人舉著一塊木板過來，上面寫着考題，於是一片喧囂變成了一片咿唔，考生們邊咿唔邊琢磨怎麼寫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時間顯得緊張，咿唔也就變成呻吟：
在暮色蒼茫之中，點點燈火逐漸增加，望過去真如許多鬼火，連成一片；在這半明不滅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聲音來，的確要疑非人境。
齊如山先生對此還作了一個小小的補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試是無法離座大小便的，於是可想而知，場內污穢橫流，惡臭難聞。
讀到這類回憶我總是驀然發獃：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麼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裏邊？
出於時代的壓力、國際的對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舉。考試內容中加中外政治歷史、藝學，四書五經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時，開設新式學堂，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
這個彎轉得既沒有基礎又不徹底，而轉變的指揮者自己又極不情願，結果怪事連連。據說為了迎合要考中外政治歷史的旨意，有一次考官出題時把法國的拿破崙塞進去了，而且因為粗粗地知道他與中國項羽一樣是一位以失敗而告終的勇猛戰將，便出了一道中外比較的試題：《項羽拿破輪論》（當時譯名初設，把拿破崙譯成拿破輪）。出題的考官趕時髦，但來自全國各地的考生怎麼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開筆就寫道：
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使破輪自修其改，又焉能為項羽所拿者？拿全輪而不勝，而況於拿破輪也哉？
這位考生理所當然地把「拿破輪」看成是一個行為短語：什麼人伸手去拿一個破輪子。項羽有沒有拿過破輪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試鼓勵空洞無物的瞎議論，文章也就做下去了。當我讀到這則史料時像其他讀者一樣不能不啞然失笑，我想，這位考生敢於做這篇文章倒也真有一點「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的氣概，科舉考試在當時確實已成為一個破輪，它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前滾動了。為了不讓這個破輪使整個大車傾翻，在喊聲鼎沸中，科舉終於廢除。
科舉廢除后新式學校一所接一所辦起來了，這不僅釋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經走上科舉之途的讀書人如上文提到的齊如山、周作人他們，而且實實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紀中國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舉制度再延續一些年月，那麼中國在二十世紀將會更加死氣沉沉、無所作為。
但是，廢除了科舉制度的中國有了新式教學，卻沒能從制度上解決管理人才的選拔問題。我們記得，科舉制度在它產生之初首先是一個人才選拔制度而不是教學制度，它在教學上的惡果只是它後期發展的副產品。副產品的惡果被阻遏了，而千餘年前這一制度的設計者們的宏偉初衷卻一直沒有找到一種更有效的制度去替代。新型的學者在成批地產生，留學外國的科學家在一船船地回來，但管理他們的官員又是從何產生的呢？而如果沒有優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學者、科學家都會在無序狀態中磨耗終生，都會在逃難、傾軋、改行中折騰得精疲力竭，這已被歷史反覆證明。
科舉制度給過我們一種遠年的浪漫，一種理性的構想，似乎可以用一種穩定而周全的制度長年不斷地為中華民族選拔各級管理人員。儘管這種浪漫的構想最終不成樣子，但當二十世紀的人們還沒有構建起一種科學的選拔機制，那就還沒有資格來嘲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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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實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個歷史都被它搞累，我寫它也實在寫累了。我估計，讀者也一定已經讀得很累，那就到此為止吧。這是一種沒有結論的回顧，沒有終點的敘述，走筆至此，滿心悵然。
眼前突然浮現一個舞台場面，依稀是馬科導演、陳亞先編劇的《曹操和楊修》。曹操新當政，急需管理人才，下令在全國招賢，一個年輕的差役，像更夫一樣滿街敲鑼，敲一下喊一聲：「招賢啰！哐！……招賢啰！哐！……」曹操的時代還沒有科舉，但那幾下鑼聲足可概括千年科舉的默默呼喊。
戲一場場演下去，招來的人才捲入了紛爭的漩渦，困頓、後悔，直到死亡。但在每一場幕間，招賢的鑼依然在敲，一聲比一聲怪異，一聲比一聲凄涼。記得最後一場，年輕的差役早已鬚髮皓然，步履蹣跚，鑼破了，嗓子啞了，但那聲音分明還在一聲聲傳來：「招賢啰！哐！……招賢啰！哐！……」
那個場面好像下了雪吧？積雪的土地仍然埋藏着對人才的渴望吧？打鑼老人的腳印深一腳、淺一腳地排過去，凜冽的寒風捲走了鑼聲和喊聲。這一出中國政治的幕間戲演得好長，最後是悲劇是滑稽很難分辨。應該劇終了，我們站起身回頭再看一眼，然後離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