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痛

一

在「文革」災難中，全中國冤屈致死的人難以計算。其中最為顯赫的，當然是國家主席劉少奇。

劉少奇平反后，大家都在期待他的家屬的血淚控訴。但是，居然沒有等到。他的夫人王光美女士本人也受盡迫害，這時反倒以平靜的口氣說了一句：「那些事情，體現了一種文化。」

我在電視里聽到她的這個表述，立即陷入深思。文化？難道是文化？初一聽，似乎講淡了；細一想，其實是講透了。

當時，幾乎全社會都在作政治控訴。然而，這位最有資格運用政治話語的女性，卻把話題引向了文化。

正是在這種讓人吃驚的逆反中，文化展現了它真正的本質。人們終究會發現，把政治引向文化，不是降低了，而是升高了。

二

海內外似乎有一個共識，認為「文革」斷滅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這種說法只有部分道理。在另一個視角上，這場災難倒是傳統文化隱秘層次的大匯聚、大爆發。

記得「文革」爆發的第一特徵，是全民突然天天要站起來「敬祝」領袖「萬壽無疆」。「敬祝」的儀式、動作、程序、聲調、節奏，不僅全國基本一致，而且與幾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

與「敬祝」儀式同時產生的，是「批鬥」儀式。無論是遊街示眾、掛牌下跪，還是戴高帽子、滿門抄家，以及「罪該萬死」、「死有餘辜」等等一大堆用語，也都與幾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

這就奇怪了。

而且，奇怪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當時操縱「敬祝」儀式和「批鬥」儀式的，都是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學生。他們從哪裏學來了這套儀式？

按照年代，連他們的父親和祖父都不可能見到過這些朝廷裏邊的儀式。也就是說，他們對這些儀式的知曉，不可能來自於家庭長輩。

那麼，是不是當時有文件，逐級佈置了這種儀式？不是。查過文革初期的各種文件，沒有找到與這種儀式有關的片言隻語。

是不是從傳媒上學得的？也不是。當時沒有電視，沒有網絡，而在偶爾觀看的紀錄影片中，也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恰恰是這種沒有來路的儀式，在全國各城市、鄉村、街道、單位快速普及，所有的人都能「無師自通」，而且全國統一。

這倒底是怎麼回事？

我認為，這是一個龐大夢魘的全盤復活。這個龐大夢魘，也就是心理學家所說的「集體無意識」，或曰「集體潛意識」。

這種集體潛意識，是悠久的沉澱，沉澱於每個人的生命階段之前。既是一種心理定勢，也是一種深層文化，而且是大文化。儘管這種深層大文化是那麼討厭，但一有機會，就會外滲，就會冒泡，就會局部噴發。

當年那些年輕的暴徒，乍看是他們在毀壞文化，其實是文化毀壞了他們。

三

毀壞了一代年輕人的集體潛意識，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

中國人的心底固然有很多正面的「一致」，那麼，負面的「一致」又有多少？我說的「一致」，不僅有空間的「一致」，而且有時間的「一致」。那就是，牽連全國，暗通古今。

在一個題為《何謂文化》的演講中，我曾經討論過中國文化的幾個痼疾。但那是一個在境外的學術演講，口氣必須溫和、平正。今天既然從「文革」災難的夢魘說起，那就可以換一種尖銳的口氣了。我很想直率地揭露中國文化最讓我們痛心的幾個病穴。但只揭露，不分析，不歸納。把分析和歸納，留給其他學人吧。

我選的三個文化病穴是：儀式化造假、運動化整人、投機化響應。

先說第一個文化病穴：儀式化造假。

中國文化的很多正面概念，在形態上都比較宏大、空泛，這就為大量「想做而做不到」，「不想做而假裝做到」的人留出了很大漏洞。後來，又沒有經歷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改造，從未建立「證偽機制」，結果，造假的成分越來越多，而且由無奈造假髮展成主動造假、機制性造假，最後凝結為儀式化造假。

造假本是一個惡劣行為，而當它成為一個儀式，也就變成了一種文化。這種儀式讓人沉迷，非常強大，因此，很多政治謀術都要通過這種儀式而成事。初看像是政治，其實那一串串政治事件只是浮在文化之水上面的一隻只紙船。真正厲害的，是紙船底下的文化河道，平靜而渾濁的千年河道。

在「文革」災難中，儀式化造假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試舉以下幾例即可明白。

首先，引發「文革」的「敵情」，就是一大造假。這個「敵情」是：劉少奇等人要復辟，要賣國。這在基本邏輯上就非常荒唐：古稀老人要「復辟」，要復辟成什麼朝代？國家主席要「賣國」，賣給誰？荒唐至此，但因為進入了儀式，全國大多數人都相信。

其次，「民情」也是造假。這個「民情」是，革命群眾都要造反，因此組成了「造反派」。但是，這種「造反」完全是最高當局通過文件和報紙一遍遍公開授意和發動的，因此所謂「造反派」也就是最忠心、最聽話、最乖巧的那一群人。請問，天下哪有這樣的「造反」和「造反派」？但是，那麼明顯的造假，連無數聰明人也擠在裏邊，假戲真做，絕不悔悟。為什麼絕不悔悟？因為有儀式，有文化，一切都處於蠱惑狀態。蠱惑，是文化最原始的功能。

接下來，「造反派」名聲剛出，又成了假東西。被稱為「宣傳隊」的工人和軍人進駐各單位執掌實權，文革十年間至少有九年時間全歸他們領導。但是到了十年後「清查」，全國卻未曾責問過任何一個掌權的工人和軍人。因此，連「清查」也成了「儀式化造假」。

還有，「文革」中幾乎人人宣佈「造反」，包括幹部、知識分子在內，「文革」后又全體宣稱「受到迫害」。那麼，究竟是何方「外星人」下凡迫害了他們？他們自己又在做什麼？其實，大家都進入了「儀式化造假」。

……

還可以一條條羅列下去，但不必了。這一個文化病穴，已經充分暴露。造假，在迷迷糊糊中貫串始終，讓人很難醒來。

四

為什麼要偽造「敵情」和「民情」？為了排除異己，整人。整人的儀式，大多以一個個「政治運動」的方式展開，直接繼承了巫術文化中不斷重複的「驅魔捉妖」儀式。因此，這裏又出現了一個與此相連的病穴，那就是運動化整人。

其實在「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他的部屬已經全部出局，但是，這場沒有對手的鬥爭，卻又非常奇怪地延續了十年之久。全國民眾都被納入了一場沒有對手的拳擊整整十年，你說痛不痛心？

怪異的延續，只能靠儀式，那一場場零零碎碎、接連不斷、此起彼伏的整人儀式。

起點消失了，可以不斷地製造起點。對手不見了，可以不斷地製造對手。案情了結了，可以不斷地製造案情。這種儀式的動力源，在人群中發掘，那就是號召大家「用大字報互相揭發」。這種做法，在古代朝廷、官衙中經常採用，只是不用大字報罷了。因此，中國人沒有感到太大的驚訝，這顯然又與文化有關。

中國古代官場，常會出現一些案件，不知怎麼總是牽連廣闊，無法結案。你看明代朱元璋所製造的那些案件，拖延之久，殺人之多，幾乎讓人不敢相信。仔細一看，從起點，到對手，到案情，都是嚴重造假，全靠「互揭互咬」在灌溉。

說起來，以「互揭互咬」的方式進行運動化整人，並非中國僅有，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也實行了很久。但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後基本已經戒除，而在中國，卻依然在不斷縱容，而且每次都披着正義的外衣。

這種運動化的整人儀式，有以下一些特徵。

首先，運動化整人的起點是營造污旋文化。

這種程序一旦啟動，全社會立即處於一種不安全的氣氛之中。世俗有諺：「身正不怕影子歪，半夜敲門不驚心」，其實都不成立。既然是「用大字報互相揭發」，任何人都無法擔保貼大字報的人在真實性、科學性、邏輯性上的基本操守。即便被冤枉后堅持申訴，需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更何況，人世交叉，即便自己無辜，也難說前後左右、上下親友不來牽累。因此在這種儀式中，人人豎耳，步步驚心，天天擔憂，夜夜失魂，儘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什麼罪行。當全社會失去了安全感，那也就讓所有的人失去了理性底線，全都成了察言觀色試圖自保的人。那麼，這個社會必然嚴重失控，一切怪事都會發生。這便是典型的「亂世文化」，或曰「污旋文化」。「文革」之中的社會氣氛，就是如此。

其次，運動化整人必然引發民粹狂舞。

這種整人方式編造了一個貌似正義的理由，那就是讓廣大民眾揭發平日不敢揭發的事情。其實這個理由純屬假設。「文革」中，揭發「學術權威」的，一定不是普遍民眾；揭發「反動作家」的，肯定是作家協會裏的其他作家；揭發高官顯要的，必定是其他高官。明明是同業互嫉，同行互殘，卻又要拉出「廣大民眾」，目的是為了獲取正當性。於是，不得不呼誘一批「偽民眾」來參與了。「偽民眾」為了擺脫其偽，一定加勁施力，那就構成了民粹狂舞。

一切民粹鬧劇的起點，肯定與真相背離，與理性背離，與正義背離。但是由於受人借用，它快速呼風喚雨，覆蓋遠近。在這種情況下，原先試圖利用民粹的政治人物，也被民粹綁架，成了民粹的附庸。即便權力再大，也失去了控制能力，這在「文革」中體現得極為充分。

但當民粹形成了一種沉重的氣壓，中國式的法制也會或多或少隨其左右，從「法不罰眾」，變成了「法不逆眾」。而這個「眾」，卻是一團霧霾。對於這種霧霾，千萬不可小覷，它看似籠罩一切，其實功能單向，毫不含糊。簡單說來，民粹的霧霾，只具有蠻橫的呼喚功能，聚集功能，激化功能，衝擊功能，卻不具有絲毫的調查功能，取證功能，糾錯功能，自省功能。身陷這種霧霾，連平日的智者也會暈頭轉向，呆若木雞，智商急劇下滑到與傻瓜無異。因此，只能讓狂舞更加狂舞。

民粹狂舞，正是「文革」最讓人痛心之處。然而時至今日，中華文化仍然常被這股霧霾籠罩。既然我們的文化對此無能為力，我就要推薦一份西方藥方，那就是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LeBon，1841-1931）寫的名著《民意研究》（AStudyofthePopularMind）。此書曾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已成經典之作。中文譯本譯為《烏合之眾》，有可能讓中國讀者誤會成是對部分低劣群體的研究。其實，該書研究的是廣泛意義上的群眾，因此更有價值。

再次，運動化整人需要設計互窺情節。

用大字報互揭互咬，必然造成社會精英的互窺互防。表面上還在客氣地點頭、握手，但每人都心知肚明：既然已經進入一種運動，對方極有可能是敵人，是地雷，是暗堡，是黑槍。彼此都有可能，因此快速在內心設定種種預警，種種防線，種種退路。

現在竟有年輕人說：「文革時期人際關係單純」，真是胡言亂語。我作為一個過來人知道，當時由於一個個整人的小運動接連不斷，每個小運動全靠互揭互咬，因此城市裏一切稍稍像樣的人物，天天都處在危殆之中。連多年老友也不敢往來了，因為即使老友沒咬到自己，卻被他人咬到了，自己也是老友心中的嫌疑對象。所以，人人閉門杜客，惶惶不可終日，除了孤獨，還是孤獨。

用大字報互揭互咬所導致的互窺互防，必然造成精英階層氣衰神疲、活力蕩然。不僅如此，精英們在互窺互防中所設計的反制、反擊準備，其實是他們心底惡氣和兇器的調動。本來，人人心底，既有良知，又有兇器。當兇器被一一查點、擦拭、修檢，良知就必然被擱置一邊。因此，凡是互相揭發的大字報最興盛的時代，必是社會隱惡大聚集的時代。表面上，大家都在企盼著互揭互咬之後出現的清明盛世、朗朗乾坤，也就是當年「文革」暴徒宣稱的「紅彤彤的無產階級新世界」，其實，正是這種時候，里裏外外，都是惡的賽場。

一切處於互窺互防中的人，必然雙目炯炯，行動敏捷。但是，千萬不要把這一切看成是「精神面貌的大提升」。我可以肯定，不管是古代的連年大案，還是現代的整人運動，看似名正言順，結果總是帶來社會精神的嚴重斫傷，多年不得恢復。即使具有外部正義，往往也是治了外膚，傷了腑臟。請看「文革」時期，家家被審，人人透明，無私無隱，無藏無掖，這總該「輕裝上陣」、「全民奮鬥」了吧？結果呢，觸目萎靡，行行崩潰。

最後，運動化整人必然滋養歹戲拖棚。

運動化的整人，由於沒有明確目標，也就沒有終點。看似不整了，甚至宣告停止了，但轉眼又重起爐灶，重擺陣勢，一輪輪循環往複，延綿不絕。這用閩南方言來說，就是「歹戲拖棚」。

「文革」進行到後來，已經沒有話題了，卻還是到處拾撿話題來滋養運動。甚至，讀《水滸》也成了運動，評儒家也成了運動，一封什麼信也成了運動，推薦誰也不懂的《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也成了運動。每個運動總要想着法子找靶子，一批批地整人。後來如果不是高層人事發生巨大變動，「文革」不知要搞二十年，還是三十年。

為什麼會拖下去？原因是，找不到退場機制，丟失了剎車手閥。面對這種困局，在「文革」中還建立了理論依據，稱為「不斷革命論」和「繼續革命論」。這種「不斷」和「繼續」，體現了一種死纏爛打、無休無止的惡質文化。

等到這種文化廣泛行世，中國再也找不到可以安安靜靜坐下來的一天。這種政治，太讓人惶恐；這種文化，太讓人辛苦。

五

因為主要是在講文化，因此還要說說文人在運動中的態度。

這就要觸及中國文化除了儀式化造假、運動化整人之外的第三個病穴了，那就是：投機化響應。

對於這種「投機化響應」的態度，不能過於責怪文人。茲事體大，牽涉到文化在中國的地位。

由於儒家對於文人「治國平天下」的倡導，由於一千多年來通過科舉考試選拔文官的全國性實踐，結果，文化在中國，只與政治緊密纏繞，找不到自己的獨立地位。

當然有不少文化作品廣泛流傳，卻從來構不成自成體系的文化哲學來支撐歷史。即便在世道清明的年代，文人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態度，例如是馴順、輔佐、牢騷，還是疏遠、嘲諷、怨嘆，卻不可能以自身的完整邏輯構成切實有效的文明更新和精神重建。因此，中國在絕大多數時間內，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和文人，都無足輕重。

我本人由於在「文革」中受盡磨難，對那時的中國文人有過廣泛而長久的觀察，可以作為例證。

面對連年不絕的例行逆施，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長輩文人挺身而出，秉承公理，厲聲阻止。他們一般都很膽小，平靜地服從一切掌權者，包括造反派。甚至，也不拒絕在名義上參加造反派。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表現出過於積極的態度，只是投機化響應。

也有顯赫的投機者，人數不多，百分之五左右吧。他們在參加造反派后擔任了小首領，如「常委」之類，風光一時。他們領喊口號、主持會議，卻並不實際行惡，如打人、抄家。這些文人，投機的目的是為了顯擺，為了扮演。扮演，是中國文人很熱衷的一個毛病。

也有積極的揭發者，比例比較大，約百分之二十左右，效果很壞。揭發的原因，大多出於平日嫉妒，也是為了宣示積極，追趕潮流。他們對別人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傷害，因此比一般的投機化響應惡劣得多。

也有隱秘的告密者，比例不大，約百分之五左右。前面所說的揭發者一般是在大字報和批判會上公開表現，而告密者主要是靠耳語和紙條。他們的行為令人不齒，但產生的惡果卻未必有大字報揭發那麼大。因為大字報揭發本身已經完成了一種眾目睽睽下的實際傷害，而告密卻要經過幾度中轉才可能生效。在當時，不敢公開指證的告密者，大家都看不起，因此反面作用並不太大。

也有濫情的控訴者，大多在一輪輪小運動之間控訴已經失勢的前一輪掌權者。這樣的文人很少，大概在百分之三、四左右吧，偶爾令人同情，過後被人訕笑，多半也只是投機的一種拙劣表演。

以上幾類，就是我所見過的師長一輩的「文革」文人。他們身上最值得稱許的品德，就是等到政治氣氛稍稍放鬆，便會投身自己的專業並做出成績。那麼，究竟有沒有人對社會、政治走向作出整體批判和獨立思考，像歐洲中世紀後期的但丁他們那樣？抱歉，我既沒有遇到，也沒有聽到。這裏，出現了中國文化的邊限。

對於那些不到二十歲的造反派骨幹成員，我也有所觀察。他們以青年學生的身份舉起旗號，成立團隊，很像勇敢的鬥士，政治的新秀，文化的闖將。一有機會，他們也常常托腮沉思，皺眉踱步。演講時，更是經常氣吞山河，引爆全場。但是，這些全是虛相。他們思維貧乏，知識單薄，器識低下。在自欺欺人的表演中所包裹的，只是最通行的極左口號。是的，只是口號，而且是在空洞的概念里重複繞圈的口號。他們在衝擊一切學術機構、行政部門后就開始了造反派之間的互相惡鬥，從這種惡鬥中真相畢露。他們並沒有任何信念，貌似衝鋒陷陣，其實只是名利爭搶，談不上什麼品級和人格。

這批造反派骨幹雖狂妄卻無知，人們在痛惜被他們破壞的一切之後，也會為他們本身感到痛惜。

六

在說過了「儀式化造假」、「運動化整人」、「投機化響應」這三個病穴之後，讀者也許能夠明白，我在「文革」中感受的文化之痛，是一種彌散型的刺激。緊緊地包圍着肌膚，幾乎讓人窒息，卻難以表述，難以解析，難以批判。

現在，當新一輪「國學熱」、「國粹熱」、「遺產熱」、「傳統熱」裹卷著「民意」、「民判」、「民剿」再度熊熊燃燒的時候，當「文革」和極左的那一套又被頻頻美化的時候，我希望能有一些年輕人，站開距離，靜靜地感受一下文化之痛。

我們總是習慣地說，文化之中既有精華又有糟粕，應該分開。但是，請看那熊熊燃燒的燎原大火，誰能把它的火苗和煙焰分開？誰能把它的熱力和灼力分開？

因此，文化之痛是整體的，又是真實的，遠遠沒有消褪。

早在「文革」結束后不久，有一陣，我以為從此可以不痛和少痛了。對於過往之痛，我們可以隱忍、吞淚、寬恕、轉移。但是，在度過充滿希望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隨着血跡已淡，淚痕已干，記憶已遠，證人已散，很多都又回來了，而且有可能變本加厲。原來，當初致痛的基因還在，經絡還在，穴位還在，不可能揮之即去。

我至今還是中華文化的守護者和闡釋者，在海內外力爭它的歷史尊嚴。但是，我又明白，它必須重構，必須轉型，必須新生。目前的存在方式，正在快速地把它拖入險境。

對一種文化的最簡明衡量，是看它所隸屬的創造者群體，是否快樂，是否自由，是否安全。回想盛唐時期的絲綢之路，那麼多異邦人士為什麼風沙萬里趕到長安來？因為在當時全世界各個文明群體之間，唯獨中華文明最能提供快樂、自由和安全。

「安史之亂」使唐代失去了快樂、自由和安全，連李白、杜甫、王維也被檢舉揭發，層層審查。中國民眾雖然緊挨文化，卻缺少「護文本性」。請看那個近乎透明的李白，只是遇到了這麼一點點政治麻煩，老百姓立即就忘了他的文化創造，都認為必須把他殺掉。這就引出了杜甫在詩中的微弱囁嚅：「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同樣，民眾也沒有保護杜甫、王維。說得更開一點，民眾也未曾保護過屈原、陶淵明、蘇東坡、李清照、曹雪芹。

這些人如果活在今天，大概也很難獲得保護，因為他們太遭嫉妒，太多疑點，又不懂周旋，不懂自衛。他們如果落到現在大談「國粹」的人士手中，情況也很不妙，因為在「文革」中，殘害作家、藝術家最執著的那些人，多半是原先的「書迷」和「戲迷」。

文化的接受者為什麼總是不能庇護文化的創造者？這個問題本身，也正是一切中國人都應該反思的文化之弊，文化之憾，文化之痛。

種種文化之痛，構成了沉重而巨大的課題。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多半解答不了。

感受着痛，雖無消痛之方，卻也不要否認痛的存在。那就帶痛而行，並把它交付給下一代。以痛握脈，以痛傳代。

只有憑着這種真誠，我們還能與文化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