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特色開放型經濟理論的基本品格：實踐與創新

二、中國特色開放型經濟理論的基本品格：實踐與創新

總結這個理論的形成過程，其明顯特徵是：

1．政治決定、實踐先行

開放型經濟理論的形成，離不開對外開放這個政治決定的大前提。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政治決定，這個政治決定來源於對世界大勢的深刻認識和把握。20世紀80年代初期，鄧小平對世界大勢有以下清醒認識：他認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應當改變原來認為戰爭危險很迫近的看法。隨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經濟、科技在世界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沒有硝煙的戰爭是世界的主要矛盾，這是我們黨可以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國際環境。他還認為，經濟上的開放，不只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也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世界市場如果只在發達國家兜圈子，將很有限度。這是中國可以實行對外開放的國際條件。同時他還認為，在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世界經濟和市場的情況下，封閉孤立地奮鬥競爭不過它們，要靠開放政策打開出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經濟和綜合國力的較量日益成為各國競爭的主要方式。我們黨敏銳地洞察了這一世界大勢的變化，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到了「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隨後黨的領導人指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有利於促進資本、技術、知識等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是世界經濟新的發展機遇，我國應當順應潮流、趨利避害。這就為我國繼續擴大開放，發展開放型經濟提供了新的認識依據。因此可以說，對外開放的政治決定是中國開放型經濟理論形成的政治基礎和前提。

同時，中國開放型經濟理論的形成過程是問題導向、實踐導向的，它要解決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幹什麼、怎麼乾的問題，因此它是一個動態發展、補充和完善的過程。這與西方經濟學理論主要是解釋和驗證過去發生的事情有很大不同。粗略劃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放型經濟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開放型經濟理論也經歷了與時俱進的三個發展時期。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整個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這是我國開放型經濟的初步發展時期，也是開放型經濟理念開始醞釀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不斷深化外貿、外匯體制改革，發展對外貿易，特別是貨物出口貿易，爭取更多外匯收入；吸引境外資金和技術，創辦「三資企業」；創辦經濟特區並進而完成從沿海開放城市到沿江、沿邊的對外開放的空間佈局。

1994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邁上了2000億美元大關，更重要的是，通過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出口導向型外商投資企業的成長，我國出口貿易的比較優勢已經形成，並能夠連續創造貿易順差（見表1）。1990年，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工業製成品的比重已達到80％;1995年，我國機電產品的出口比重上升到29.5％，開始大幅度超過紡織品和服裝的比重，首次成為中國出口的第一大類商品；1990—1994年間，外貿企業第二輪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已經完成，對外貿企業的財政補貼已基本取消，外貿企業已基本成為市場主體，人民幣匯率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外匯調劑市場已演進為全國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原先的雙重匯率已變為單一匯率。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導向特徵已基本形成。

表11990—1994年中國對外貿易（貨物）情況

註：表中出口、進口、差額、外資企業出口的單位為億美元。資料來源：《海關統計》《中國統計年鑒》各有關年份。

第二個時期指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前的十多年，是我國開放型經濟加速發展時期，開放型經濟這一理念不斷被充實、被賦予新的內涵。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除了繼續發展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外，重點是圍繞中國恢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締約國地位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展了深化對外經濟貿易體制改革和貿易自由化的新舉措，以便更深入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這個時期為適應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建立的要求，我國在發展服務貿易以及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方面有新的突破，從而把實施「走出去」戰略等新的重大實踐課題引入了開放型經濟的理念之中。

這個時期，中國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平均關稅水平從2001年的15.3％降低至2006年的9.9％；取消了進口非關稅壁壘，全面放開了對外貿易經營權。2004年4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明確將外貿經營權的獲得由原來的審批制改為登記制，並刪除了關於經營資格條件的要求。這個時期中國的外經貿法律法規與WTO基本規則接軌，為提高貿易政策的透明度，中國政府制定、修訂、廢止了3000餘件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在服務業的開放中，中國承諾開放100個服務業領域，佔WTO分類的服務部門的62.5％，已經全面履行承諾的有證券、建築、旅遊、教育、商業服務業等12個行業。同時，加大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可見，這個時期「開放型經濟」這一理念已經從刻畫經濟活動形式深入到刻畫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制度、體制形式。這個時期，開放型經濟的硬實力迅速增強。1996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僅為2900億美元，2001年躍升為5096億美元，2004年攀升至1.15萬億美元，2006年達到1.76萬億美元。這十年間一直保持貿易順差，2005年貿易順差超千億美元，2006年則達到1775億美元。在吸收外商投資方面，1996年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達到548億美元，之後連年保持在500億～600億美元，2006年達到670億美元。隨着服務業開放的擴大，服務貿易發展迅速，1996年我國服務進出口總額僅為430億美元，2006年增長到1917億美元，其中進口額從206億美元增長到1003億美元。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28.5億美元躍升為2006年的211億美元。這個時期我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都為開放型經濟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準備。

第三個時期是從2007年至今，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標誌着中國特色開放型經濟理論基本形成。2008年後發生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世界經濟進入衰退、恢復和調整時期，經濟全球化面臨新的形勢，我國的開放型經濟不僅面臨培育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合作新優勢的挑戰，同時又面臨更深入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機遇，這就對開放型經濟的內涵以及提法提出了修改、充實和完善的進一步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修改了開放型經濟體系的三個定語的位置和提法，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完善互利共贏開放戰略，這些都是在新形勢下對開放型經濟理論的補充和完善。

2．與時俱進、大膽創新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發展貫穿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時期。早在1992年，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就指出過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在我國對外開放實踐中產生的開放型經濟理論在哪些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創新發展呢？

第一個理論創新是對馬克思主義世界市場理論的創新。恩格斯認為，世界市場的產生和發展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繫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準備好地盤，使各文明國家裏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餘各國」。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的是一個統一的世界市場。這是馬克思在未曾預料到社會主義革命將在少數國家取得成功條件下的判斷。列寧分析了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指出這個統一的世界市場的不平衡性、不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預言了少數國家率先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后，斯大林認為這個統一的世界市場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或兩個對立的世界市場——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和社會主義世界市場。我國的開放型經濟理論突破了斯大林的兩個平行和對立的世界市場的理論。我們所說的兩個市場，是指國內國外兩個市場，主要是按照不同主權國家利益和經濟制度劃分的市場，而不是按照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特徵劃分的市場；而且這兩個市場不是對立的，是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從而融合形成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開放型世界經濟」。我們需要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

第二個理論創新是對馬克思國際分工理論的創新。馬克思認為，在一個統一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中，少數工業國家利用技術優勢，形成對生產條件的壟斷，擴大與落後國家的差距，將落後國家長期固定於不利的國際分工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這確實是國際分工體系的真實寫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圍繞這種分工格局出現過「中心—外圍」說、「比較優勢陷阱」等理論，但是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深化，類似「亞洲四小龍」這樣的新興經濟體脫穎而出，原有的國際分工格局被打破，世界呈現多極化發展趨勢，國際分工理論滯後於實踐的發展，暴露了局限性。中國的開放型經濟理論順應和總結了世界經濟新的發展趨勢，不僅提出了「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大力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活動的主張，而且提出了攀升全球價值鏈新台階的戰略目標，提出了「培育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新優勢」的新要求，成為馬克思主義國際分工理論創造性運用的典範。

第三個理論創新是對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創新。20世紀70年代初期，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重大理論觀點，並且搞了「一條線」的戰略，即與日本、歐洲和美國結成統一戰線以應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主要矛盾。在這個理論指導下，中國的外交活動更加積極主動，對外經濟貿易關係也有了恢復和發展，1975年在鄧小平實行整頓工作的當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47.5億美元，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而且1970年以來的5年間，我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速度高達26.3％。特別是，恢復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日、中美建交，有效緩解了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西沙群島自衛反擊戰和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捍衛了中國領海、領土安全，並為1979年我黨工作重點轉移以及與西方國家經貿關係的新突破都奠定了有力基礎。可以說，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堪稱當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傑作，尤其是在政治戰略上劃清了敵、我、友的界限，具有極強的動員力量和巨大殺傷力。進入新的時期，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如何在對外開放新形勢下回答「誰是我們、誰是合作夥伴、誰是敵人」這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最大問題，擺在了新一代領導人的面前。鄧小平提出了對外開放是向西方發達國家、蘇聯東歐國家、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全方位開放的主張；同時又一再重申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及自力更生的立場不變、堅持反對一切侵略和霸權主義的立場不變、堅持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國際關係的立場不變、堅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立場不變。鄧小平的思想突破了傳統戰略思維，為新形勢下我們反對什麼找到了戰略方向。1992年江澤民分析了世界多極化趨勢：「大國關係不斷調整，多個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廣大發展中國家總體實力增強，地位上升，成為國際舞台上不容輕視的一支重要力量。世界多極化格局的形成儘管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這種趨勢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這個分析指明了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歷史方位，以及中國與新興力量的關係。胡錦濤指出，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中，必須建立和諧世界，致力於全球經濟和諧發展，「各國應該重視並採取有效措施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努力緩解發展不平衡問題」,「努力建立開放、公平、規範的多邊貿易體制，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使所有國家都從中受益」。這個聲明反映了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價值觀和目標追求。習近平根據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和我國開放型經濟深入發展的新形勢，提出了「一帶一路」建設的新理念，這既是我國擴大開放的行動綱領，又是擴大開放的理論指引，成為我黨繼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脈絡的又一個新的理論創新成果。「一帶一路」建設理念，繼承了鄧小平在對外開放形勢下的戰略新思維，從江澤民、胡錦濤的分析和聲明中獲取了更高層面的理性認識來源；既具有想像和憧憬，又具有行動感；既具備地緣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特徵，又具備具體的戰略思維邏輯，回答了「誰是我們」（基於「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家和地區）、「誰是夥伴」（不限於「一帶一路」沿線的所有經濟體）、「誰是敵人」（霸權主義、發展不平衡、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以及一切威脅人類安全與和平發展的行為）；同時具有更廣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這個理論觀點的創新，使開放型經濟理論更加豐滿。

需要補充的是，我國開放型經濟理論的形成，離不開廣大理論工作者的參與和宣傳。在我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廣大理論工作者積極投入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發表了難以計數的理論文章和著作。如果以研究方向加以歸類，這些研究成果有的是追蹤國家對外開放進程中的體制、政策與發展問題，如中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研究、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研究、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研究、特區經濟研究、加工貿易研究、利用外資研究、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研究、中國「復關」與「入世」研究、人民幣匯率研究等；有的是追蹤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方面的研究，如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中國建立和發展自由貿易區的研究；有的是追蹤中國內地（大陸）與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的研究；有的追蹤中國與國際規則接軌問題的研究，如對多邊貿易體制問題的研究，對知識產權、貿易救濟、糾紛仲裁等問題的研究，包括對貿易新規則對我國影響的研究等；不少研究也致力於介紹和解釋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關於國際經貿方面的理論；更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不少研究繼續對馬克思主義國際經濟學理論進行了回顧和新的解釋。毫無疑問，這些研究對開放型經濟理論的建設和發展，都起到了添磚加瓦和添枝加葉的作用。

總而言之，我黨創立的中國特色開放型經濟理論之樹遺傳了馬克思主義優化培育的基因，深深紮根於我國億萬人民的對外開放的偉大實踐，經過廣大理論工作者的辛勤澆灌，日益枝繁葉茂，如今它已經成長為參天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