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贛南會議前後(4)

12.贛南會議前後(4)

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主席

在**、朱德的直接領導下,紅一方面軍勝利地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一至三次反革命「圍剿」,到1931年秋,贛南、閩西根據地聯成一片,形成一個包括21座縣城、250萬人口、5萬平方公里的鞏固的蘇區,主力紅軍展到近7萬人。與此同時,游擊戰爭在全國各地迅速展,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陝甘等革命根據地先後建立,成立了紅四方面軍、紅二軍團和其他10多支紅軍部隊,全國紅軍總兵力達30萬人。蘇維埃運動和紅軍運動的展,迫切地要求黨組織一個全國性的政權來加強領導,將全國的革命力量統一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下,把革命推向前進。

1930年2月4日,李立三領導的黨中央急於想提早建立全國性政權,出了《關於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通告中提出建議要與全國總工會聯合起召開有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代表參加的全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2月15日,**中央和全國總工會聯合表《召集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着重強調了召開「蘇代會」的重要意義:「這個會議必然對於全國工農革命運動——特別是蘇維埃與紅軍——都(有)非常偉大的幫助,它必然提出許多共同的政治任務及策略路線,以便迅速的促進全國革命高漲的到來,推翻豪紳資產階級政權,建立工農蘇維埃政府。」因為當時**中央認為,**領導的紅四軍「是最有鬥爭歷史和全國政治意義的紅軍」,是「爭取湘鄂贛先勝利的主要力量」,所以,4月間,**中央兩次致信紅四軍前委和三、四、五軍總前委,要求要「猛烈的擴大紅軍與堅決的向中心城市展」,並具體要求紅四軍與紅三軍聯繫,「堅決執行向贛江下游展,配合整個革命的形勢與武漢先勝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漢的勝利」,實現中央的策略任務,促進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央4月3日的來信中特別說明:「中央決定**同志來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務須執行中央這一個決定。」

由於軍等各種原因,**並沒有參加1930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而建立在「城市中心論」基礎之上的成立全國性中央政權的計劃,隨着9月間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破產也告破產。

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但對於成立中央政權問題,還是予以肯定的,只是批評李立三「有過於機械的設想,以為中央政府一定要設在武漢,至少也要在長沙、南昌」。因此,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後的黨中央,對於立三中央時期成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的工作並無影響,同時並為建立中央政府繼續作了努力。同年10月18日,「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在上海開會,決定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延期至1931年2月7日(二七慘案紀念日)在赤色區域舉行開幕式。后因負責此項籌備工作的惲代英、李求實、林育南等相繼被捕犧牲,籌備工作即轉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蘇區中央局直接領導進行。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了黨中央。王明等人雖全面反對六屆三中全會,但對於建立全國性中央政權這一點卻接受下來,並積極促進這一中央政權的建立。從六屆四中全會決議到贛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全蘇「一大」的決議,**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為全蘇「一大」的召開出七、八份通知和指示。

1931年6月1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召集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並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出通告,決定於8月1日召開全蘇「一大」,指示各黨部與各黨團,應將大會的準備工作列入這個時期中心工作的議程上。於是,各地蘇區紛紛建立了全蘇「一大」準備委員會,負責宣傳鼓動和選舉代表的工作,加快了召開全蘇「一大」的步伐。但由於戰爭頻繁,各地選舉代表需要較長時間,加上交通困難,各地代表一時不能到齊,特別是由於中央革命根據地要準備對付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所以,1931年6月20日,「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朱德、項英聯名布了《第十四號通令》,決定將原定在8月1日召開的全蘇「一大」,「改在十月革命節舉行」,即在11月7日舉行,並號召蘇區各級政府和人民用實際行動迎接全蘇「一大」的召開。7月8日,蘇區中央局將這個決定向**中央作了報告。8月3日,**中央作出了《關於中央組織問題的決議》,就臨時中央政府的人選問題,對蘇區中央局作出了具體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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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偉人毛澤東(勁風篇)(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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