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贛南會議前後（7）

正是從以上的戰略主張出，1931年12月6日，臨時中央就指令紅軍「攻贛州，迫吉安。***」蘇區中央局亦做出相應決議。周恩來於年底來到中央蘇區后，同**交換了意見。根據對實際況的估量，到蘇區前曾主張進攻贛州的周恩來，致電臨時中央，明確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意即不同意去攻打贛州。但臨時中央複電：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周恩來已就任中央局書記，只好召開中央局會議進行討論。

贛州位於贛江上游，章、貢兩江會合處，城東、西、北三面環水，只有東南面是一片陸地，不利用兵；城牆高達兩丈而堅固，不易攻破；敵人又築有工事，城牆內外深溝高壘，不易於組織突擊。整個形勢是易守難攻，所以向有「鐵贛州」之稱。敵金漢鼎的十二師三十四旅馬崑部兩個團約3000多人駐守贛州，受南昌行營直接指揮。紅軍進攻贛州之前，南昌行營即已命令馬昆部積極搜刮糧草，儲備彈藥，準備死守贛州。同時，城內還有贛南17縣逃亡來的地主武裝，約5000人，組成17縣民團指揮部，下編17個大隊。連同贛州商民自衛團、城防辦事處等反動武裝，合共有槍1萬餘支，由此可以看出，贛州城內敵人兵力雄厚，加之地勢險要，是一個不易攻克的反動堡壘。

在中央局會議上，**既不贊成「左」傾中央對形勢的估計，更不贊成打贛州。他認為，現在提出奪取中心城市的口號為時過早，以爭取中心城市為目標的展路線是錯誤的。他主張紅軍此時一方面要抓緊時間進行休整，肅清根據地內的地主豪紳土圍子，鞏固蘇區，為粉碎敵人新的「圍剿」作準備；一方面可採取有陣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敵人力量薄弱、群眾基礎較好的贛東北方向展，打通中央區與贛東北區的聯繫，然後再向外展。就攻打贛州來說，贛州是敵人必守的堅城，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予我不利，不能打這一仗。**提出，即使要打，也只能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

朱德也不同意打贛州。彭德懷則認為：「如果有時間，蔣介石不來增援，贛州城是可以打開的，而且奪取該城之後，對於贛江以西和贛江以東蘇區連成一片，鞏固後方和向贛東北方向展都是有利的。」但是，距贛州不遠之北面的吉安，有敵陳誠的3個師和兩個獨立旅，西南面之南雄、大餘一帶有敵陳濟棠的部隊20多個團。這些敵人都在窺視着紅軍的行動，隨時都有增援贛州守敵的可能。把攻取贛州的「寶」押在敵人不增援上，顯然也是不行的。

但是，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一些領導人卻堅決主張打贛州，並批評**等人的意見是「不了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是「對中心城市之奪取的過分恐懼而產生的右傾機會主義觀念」。他們說，只要打下了贛州城，把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遷移到那裏，就可以說是實現了「一省數省的先勝利」。周恩來傾向於執行中央指示，認為在中央指定的3個城市中，贛州處在蘇區的包圍之中。

會議最後表決時，因為受臨時中央決議的影響，總想在江西多打下幾個城市，所以贊成打的佔多數，於是乃決定打贛州。

1932年1月10日，中革軍委出了《關於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訓令對當時的政治形勢作了誇大的估計，認為「反革命國民黨軍閥的統治」，已經處於「動搖衰落，而加速崩潰」的境地；他們「繼續進攻革命」只是「統治階級欲挽救其死亡」。從這一估計出，訓令提出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任務是：第一，「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努力向外展，以爭取一省數省先勝利」，「趁著目前有利革命展的時機，堅決的取得蘇區臨近較大城市——贛州。第二，「繼續著一九三一年的工作，貫通了閩贛蘇區，目前應該更進一步的貫通湘贛蘇區，造成以贛州為中心聯繫到湘贛閩贛的廣大版圖，進而威脅吉安向北展，使革命展更迫近奪取一省數省先勝利的前途。」訓令中對攻打贛州作了軍事部署，把主力紅軍和地方武裝分為主作戰軍、支作戰軍和機動部隊3個部分。主作戰軍由紅三軍團、紅七軍、紅一軍團的紅四軍等組成；紅七軍一部為攻城部隊，一部為監視部隊；紅四軍為地方工作部隊；任命軍委副主席、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支作戰軍由江西軍區的7個獨立師組成，主要任務是擔任警戒、打援，以配合攻城部隊奪取贛州，任命陳毅為江西軍區總指揮。機動部隊由紅三軍、紅十二軍、紅十六軍和紅五軍團組成，命令紅三軍暫時擔任消滅寧都、於都內殘餘地主武裝；紅十二軍在寧化西南及連城西北一帶工作，使閩贛蘇區日益鞏固和展；紅十六軍進窺樟樹威脅吉安之敵，使之不能援救贛州；紅五軍團在贛縣江口一帶整頓訓練。從這裏軍事部署看，中革軍委是動員了紅軍全部主力部隊，完全是把攻打贛州當作主要任務來進行的，並把贛州當作一般設防的城市，認為採取襲擊或強攻的戰術，就可以「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