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從寧都會議到反「羅明路線」（1）

**隨東路軍打下漳州后，下一步該怎麼辦？**主張紅軍撤回中央根據地，肅清白匪的土圍子，休整部隊，總結經驗教訓，籌備糧食，準備打破敵人的下一次「圍剿」；同時仍主張在打通閩西、贛南兩區后，即應向贛東北作有計劃的展，打通贛南與贛東北兩區，使中央蘇區得到擴大與鞏固。***「左」傾冒險主義者認為**的主張不符合他們的「積極進攻路線」，繼續要求紅軍去攻佔中心城市；立即擴大紅軍，改組紅軍，開展城市戰、堡壘戰的演習。同時，對**的主張進行了攻擊。

1932年4月4日，中央機關報《鬥爭》表題為《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先勝利中中國**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的文章，指責**的主張是「濃厚的等待主義，等待敵人進攻，等待新的勝利」，說**是「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把消滅『土圍子』當做根據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敵人的新的進攻，新的『堅壁清野』，新的『誘敵深入』與新的勝利。」5月20日，臨時中央又給蘇區中央局了一份長電指示信，直接指責**在三次反「圍剿」中所採取的戰略是「純粹防禦路線」，是「游擊主義」，認為「澤東及其他純粹防禦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禦力量與不能擴大與鞏固蘇區」，「可以引出極大的危險結果與蘇區七地之喪失」，認為這種「過分估計與誇大敵人力量」的「純粹防禦路線」和「紅軍中游擊主義的壞的殘留」，是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對於與**的分歧，指示電中提出：「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幹部說服他的純粹防禦路線的措施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

「左」傾中央的這封長電指示，實際上是對**的政治軍事戰略主張的全盤否定，預示著分歧雙方的鬥爭將進一步尖銳化。

且說此時正在閩西地區的東路軍，5月27日接到紅軍總參謀部通報：陳濟棠正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有勾結廣西軍閥共同入侵贛南或閩南之說，又得悉敵十九路軍正開赴福建途中。為了打擊粵敵，中革軍委於5月29日命令東路軍回師贛南與粵敵作戰，以保衛中央蘇區。6月5日，臨時中央布軍事訓令：「一、五軍團主力應先與河西三軍團相呼應，解決入贛粵敵，在可能條件下佔領梅嶺關，再沿江北上，佔領贛州、吉安、樟樹，以爭取南昌為目的。」**等即遵命率領紅一、五軍團分別由龍岩地區出向西，6月下旬到達贛南天心圩等地。此時已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朱德兼方面軍總司令，但不設總政委，並命令取消東路軍及西路軍番號，一、三、五軍團仍歸紅一方面軍指揮，**隨軍行動。7月上旬，根據方面軍總部命令，紅一、三、五軍團在南雄水口圩與粵敵20個團展開激戰。由於三軍團和五軍團兩次誤報敵，亂了自己的部署，兵力沒有真正集中，雖將粵敵擊潰，但繳獲不多，打成了同敵人拚消耗的戰鬥。**後來總結說：水口圩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大勝仗的」，但是「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它是敗仗」，「我們歷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

水口圩戰役后，7月15日，**蘇區中央局又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出《告前線紅軍戰士書》，提出紅一方面軍要「毫不疲倦地乘着這一偉大勝利的開展，繼續與敵人決戰，繼續殲滅敵人，迅速地奪取贛江流域中心城市，來實現江西先勝利。」並規定紅一方面軍由南雄、信豐北上，向蔣軍主力動進攻，即實行所謂「北上作戰」，同時策應鄂豫皖、湘鄂西紅軍的反「圍剿」戰爭。

關於北上作戰，**曾提出了他的戰略設想。他根據紅軍戰爭一貫採取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誘敵深入」、「避強擊弱」等戰術原則，認為紅軍應先行攻打守敵薄弱的樂安、宜黃、南豐、南城等地，掃清北上通路的障礙，打通與贛東北蘇區的聯繫，然後再圖進展，7月21日，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豐前線，後方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到前方后經過實地考察，了解了前方況與敵我態勢，因此很快同意了**的戰略設想。7月25日，周恩來、**、朱德、王稼祥聯名出《關於當前作戰方向致蘇區中央局電》，說：「我們再三考慮認為贛州上游敵軍密接，在任何一點渡河突擊贛敵，都有被敵人絕斷危險。如攻新城、南康，將引起寧贛敵人分進合擊或隔江對峙，造成更不利條件。因此決定經贛江下游先取萬安求得渡河，解決陳、羅等四師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同一電報中，還提出：「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鑒於中央局不同意毛而提議周為總政委，7月29日，周恩來又寫信給中央局堅持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反覆陳述：如果由自己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而**「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展」，並強調說：「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