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南線視察（4）

隨着局勢的日益惡化，中央革命根據地瀕臨絕境，中央紅軍損失慘重。***面對這一形勢，李德在起草《八、九、十三個月戰略計劃》時提出了戰略轉移的問題，並且也開始了退出中央蘇區的直接準備。但同時，李德等人卻又要求中央紅軍\"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央蘇區來求得戰役上的大的勝利\"。這種十分矛盾的態度和做法所帶來的後果是，既沒有適時地實行戰略轉移，又由於繼續堅持陣地戰，使紅軍和中央根據地的損失更加慘重。時至1934年10月中旬，由**、朱德等一手創建起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已由創建初期的有5萬平方公里土地、250萬人口、佔有21座縣城的相當規模的廣大區域，銳減到只剩下瑞金、寧都、會昌、於都等一小塊中心地帶。眼看敵人就要合圍了，李德、博古等人至此才不得不作出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決定，被迫實行突圍，準備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尋找一塊新的立足之地。

撤出中央根據地，是大規模的戰略性轉移，是十幾萬人的統一大行動，應該動員起全黨全軍的積極性，共同努力，一致奮鬥。但李德十分固執地認為：\"突圍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確保突然行動的成功，這是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這一十分重大的戰略行動不僅沒有在於部和紅軍指戰員中進行政治動員和解釋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一直到最後，李德和博古等人才將行動安排給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委員作了傳達，其他人，包括政治領導幹部和部隊高級幹部，只知道他們職權範圍內需要執行的必要的措施，而不知道整個行動是什麼。對於為什麼要退出中央根據地、當前任務是什麼、轉移到何處等問題，李德、博古等人秘而不宣。一直至10月9日，紅軍總政治部出的《政治指令》所提出的總口號還是\"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並要求在\"迅速的整理、補充、配合友軍和全國革命力量準備反攻\"的口號下，進行部隊的整理、補充和戰鬥準備。同時向部隊提出的政治口號還是\"揚攻擊精神，突破敵人封鎖線，堅決實行反攻\"。這種做法，不僅不能在政治上，也不能在軍事上提高廣大指戰員的熱和積極性，他們不知道做什麼和怎樣做，只知道跟着大部隊前進。在缺乏必要的充分的思想動員和組織準備的同時，軍事準備也十分倉促。除了在短時間內猛烈擴大紅軍、建立新的兵團外，在戰略戰術、戰略方針上卻沒有及時地加以改變，未作從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從依靠根據地轉為脫離根據地和進行長途行軍作戰所必需的準備工作。相反，卻組織了十分龐大的中央縱隊和後方機關，各軍團也是機構臃腫，人員眾多。其中，**中央和軍委各單位與地方各部門工作人員約七千餘人，後勤部門如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等有二千餘人。此外，還要攜帶大批輜重和各種器械、物資，就連造幣機、石印機、油印機、野戰醫院的x光機、用於印刷宣傳品的紙張等等的\"罈罈罐罐\"都要帶上，並為此動員了五千民俠來搬運，有些機器的底盤甚至需要十幾個年青力壯的小夥子才拾得起來。

1934年10月21日，**中央、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率領主力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共八萬六千餘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於都等地出，退出中央根據地，開始突圍，拉開了長征的序幕。

為了衝出敵人的包圍圈，中央紅軍選擇了南線粵軍的防線作突破口。做這樣的選擇，不僅因為當時擔負南線防守任務的敵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和蔣介石有利害衝突，還因為我軍曾對陳濟棠作了統戰工作，並達成了秘密協議。而**在這一統戰工作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雖然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受到了\"左\"傾領導者的排斥和打擊，並被剝奪了對黨的紅軍的領導權，但他不計較個人恩怨得失，始終從大局出，\"不在其位，也謀其政\"，時刻關注著戰爭形勢，思考着中國革命的前途和未來。他除了多次向黨中央提出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建議外，他還親臨中央根據地的南線前沿門戶、粵贛省黨政軍機關所在地會昌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到，蔣介石封為\"圍剿\"紅軍的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對進剿紅軍並不積極，因為陳濟棠早已感到，蔣介石所以未能及早侵入廣東地盤，就是因為中間橫隔着一塊中央革命根據地。如果中央革命根據地一旦被蔣介石攻滅，不但他早已垂涎的贛南領地會被蔣介石佔去，而且紅軍很可能會被趕入廣東，那麼蔣介石的中央軍也會乘機而入，他的廣東地盤就保不住，他的\"南天王\"的寶座也就坐不成了。陳濟棠深知蔣介石要他進攻紅軍是\"一箭雙鵰\"、\"借刀殺人\"，但因蔣介石握有中央大權，也只得暫且俯從命。不過他並不真想替蔣賣命，消耗實力。為此，陳濟棠表面上作出繼續進攻紅軍的架勢，以此來獲得蔣介石供應的餉械，暗地裏卻派人前來同紅軍作試探性和談，以求得外打內通、\"明打暗和\"的局面。陳濟棠的一些蛛絲馬跡被蔣介石現后，蔣介石曾斥責陳\"借寇自重\"，但因疲於\"圍剿\"紅軍，一時也只能徒喚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