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領導蘇區經濟建設（5）

紅軍三戰，未取一地，反遭損失。***李德和博古等原本應檢討其軍事冒險主義方針之錯誤，但他們競搞起了一個審判肖勁光的事件，藉此洗刷責任，也是進一步攻擊**的軍事戰略主張。李德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國紀事（1932-1939）》中有這樣兩段話，可以佐證：

\"肖勁光在黎川城不戰而棄，……博古和洛甫把這種況稱之為過時了的游擊戰方法的回潮，認為在蘇區業已鞏固、敵人進行堡壘戰的新條件下，這種過時的方法必然會導致戰略重點、甚至大片地區無法挽回的損失。\"

\"同時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軍事委員會談及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反應很敏感，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同羅明和肖勁光執行的是同一條路線。\"

黎川失守時，肖勁光作為閩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率司令部駐在黎川。因城內作戰兵力寥寥，在敵我力量實在懸殊、後路將被全部切斷的況下，只好帶隊撤出。李德等竟說此是\"逃跑主義\"，並和\"羅明路線\"相提並論，矛頭直指**。他們宣佈將肖勁光撤職關押，並送交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召開公審大會進行公審，蠻橫地宣判肖勁光5年監禁。**知道后，表示堅決反對，他利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影響，並沒有執行李德等人的決定，在肖勁光被關押一個多月後，即將肖調到紅軍大學當教員。

接連幾戰失利，博古、李德等大轉變，由此竟一變軍事冒險主義為軍事保守主義，採取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不敢實行向敵人後方無堡壘地區作戰的方針，也不採取以往幾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戰略，而是要求紅軍進行陣地防禦，想以此\"遲滯敵人的進攻，削弱其力量，以達到制止敵人五次『圍剿』的最終目的。\"

正當紅軍按照上述指示佈置防禦，**不能不為此而扼腕擔憂時，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和駐福建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佈反蔣抗日。蔣介石慌忙從北路軍中抽調9個師，由滬杭地區抽調兩個師分由江西和浙江進入福建，進攻第十九路軍。

福建事變的生，無疑是有益於革命的事。因為，一方面紅軍多了一個同盟者並肩同蔣軍作戰，十九路軍正規部隊共33個團，約有5萬人；另一方面，由於蔣介石抽調兵力入閩，\"圍剿\"根據地的兵力有所減少，減輕了紅軍的正面壓力。**看到這是實行戰略轉變以粉碎五次\"圍剿\"的良機，再次提出了突圍的提議。11月20日，他與朱德致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與十九路軍，表示\"我們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準備在任何時候同你們聯合，同你們訂立作戰的軍事協定以反對與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黨政府\"之誠意；同時，向中央提出：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堡壘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在此期間，彭德懷也提出過類似建議。**、彭德懷，可謂英雄所見略同。這一建議，正擊中了蔣介石的要害。蔣介石動第五次\"圍剿\"，可說是集全國兵力傾巢而出的，後方的確是兵力薄弱，守備空虛：當時除四川、雲南、山西、山東、河北、綏遠幾個省還有地方軍閥的一些部隊外，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幾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戰場上，已別無可調之兵，連南京一帶那樣重要城市的防務，只是靠憲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團隊來維持，蘇浙皖一帶幾乎沒有正規軍。紅軍主力到這一帶，是完全可以\"縱橫馳騁\"的。福建事變平息后，蔣介石還心有餘悸地對其北路軍總指揮顧祝同說：當時所\"最擔心的，是怕共軍由閩北竄到浙江、安徽、江蘇一帶去。\"可見，若當時真能按照**的這一建議去做，必將使蔣介石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不僅第五次反\"圍剿\"必有另一番局面，全國政局如何變化都很樂觀。